（图源：《变形记》奥维德著，杨周翰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年第1期I江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古罗马文学、叙事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物叙事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18BWW）。从创作美学的角度看，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变形是叙事的主题，变形的依据是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移说。不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在长篇小说的框架叙事中，除了传统的人叙事，还存在以思辨实在论为哲学基础的物叙事。其中，物叙事分为灵化叙事———主要包括人格化叙事与神格化叙事———和物化叙事（或拟物叙事）。有时，还存在复杂型叙事，例如灵化叙事与物化叙事掺杂在一起。变形;物;灵魂转移说；思辨实在论;叙事

论奥维德《变形记》中物的哲学与叙事

江澜

引言

作为古罗马繁盛时期大诗人奥维德（P.OvidiusNaso，公元前43—公元17年）留给后世最光辉的遗产，采用六拍诗行扬抑抑格（hexameterdactyl）的神话叙事诗《变形记》（Metamorphōsēs）自从问世以来吸引了无数的阅读者、翻译者、改编者、模仿者和研究者，相关的各种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即使在中国，也不乏支持者，既有译本，如杨周翰（）翻译的《变形记》，又有论著，如江澜（:-）的专著《古罗马诗歌史》第三编第四章第五节。此外，还有不少论文，如龙阳（:-）的《奥维德〈变形记〉爱的主题》、刘遥（:48-50）的《奥维德〈变形记〉的空间性》、吴琼（:-）的《观看与惩罚———奥维德〈变形记〉中的观看叙事》和赵蕾（:20-22）的《从〈变形记〉的政治意蕴看奥维德变形的真谛》。由于以人的认识论为哲学基础，迄今为止的研究都属于以人为中心的人叙事研究。

然而，在后人文主义和去人类中心的整体思潮下，叙事研究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向，即从人叙事研究转向物叙事研究，其标志是年唐伟胜发表的理论性文章《思辨实在论与本体叙事学建构》（28-33）和实践性论文《爱伦·坡的“物”叙事：重读〈厄舍府的倒塌〉》（6-11）。物叙事研究的哲学基础是以物为本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realism）。依据《思辨转向：大陆唯物论与实在论》（TheSpeculativeTurn:ContinentalMaterialismandRealism,），思辨实在论是由布雷西亚（R.Brassier）提出的，主要有四种变体，即梅亚苏（Q.Meillassoux）的思辨唯物论（speculativematerialism）、布雷西亚的先验虚无论（transcendentalnihilism）、格兰特（I.H.Grant）的先验唯物论（transcendentalmaterialism）以及哈曼（G.Harman）与布莱恩特（L.Bryant）的面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ontology）。尽管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侧重点，甚或有不同的立场，可他们的主旨是一致的，即抑人，扬物，重新定义物（郝苑，等，:）。

在上述的语境下，拟用日益趋热的物叙事研究的全新视角，重新解读奥维德的《变形记》。

物的哲学

在《变形记》中，奥维德不仅讲述各种各样的变形故事，而且还阐述变形的哲学依据。在年为《变形记》中译本写的《译者序》中，译者杨周翰指出，变形背后的哲学基础是卢克莱修（T.LucretiusCarus）的一切都在变易的观点（奥维德，:4）。这是值得商榷的。与奥维德的《变形记》密切相关的不是卢克莱修在《物性论》（DeRerumNatura）中讲的伊壁鸠鲁（Epicurus）唯物主义自然哲学，而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学说，即灵魂转移说。首先，在《变形记》中奥维德已经明确指出，毕达哥拉斯声称，他受神的感召说话，向世人表露至高的神意，像祭司（pontifex）———即“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一样。第二，尽管伊壁鸠鲁学说与毕达哥拉斯学说都强调“变化”，而且都认为“有神”，可是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譬如，伊壁鸠鲁认为，神不干预人的生活，而毕达哥拉斯学说则认为，神干预人的生活。又如，伊壁鸠鲁认为，灵魂是有死的（Lucretius,:6-15,-），而毕达哥拉斯则认为，灵魂“永不寂灭”。奥维德之所以选择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移说作为变形的哲学依据，是因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起初，奥维德轻视公共生活，重视私生活，回归人的内心世界，写非常私人的诉歌，尤其是爱情诉歌，如《恋歌》（Amores）和《爱经》（ArsAmatoria）。这已表明，奥维德属于消极反抗主流社会的墨萨拉（Mesalla）文学圈，而不属于为执政者效劳的迈克纳斯（Ｍaecenas）文学圈。更重要的是，在《恋歌》中，奥维德痛斥把恺撒（Caesar）颂扬成为神的人，这肯定会让恺撒继承人奥古斯都（Augustus）耿耿于怀。而《爱经》又为伤风败俗推波助澜，与奥古斯都极力推行的整顿道德风纪的政策背道而驰。因此，尽管奥维德的第三任妻子与奥古斯都的妻子私交甚好，可他仍然引起奥古斯都强烈不满。公元前8年，奥古斯都抓住一个奥维德犯下的“错误”———或指奥维德见到奥古斯都的家丑，即奥古斯都的外孙女小尤利娅（Iulia）与人私通，流放奥维德。所以从创作时间（前8—前2年）来看，《变形记》是具有流放时期忏悔性质的作品。为了结束流放生活，中年的奥维德思想大转变。譬如，他强烈谴责刺杀恺撒的共和派，认为“忤逆之手疯狂地用恺撒的血抹污罗马的伟名”，把罗马人民对奥古斯都的忠心与众神对主神朱庇特的忠诚类比，甚至认为奥古斯都比恺撒更伟大，“不是由凡俗降生，他应该是神”，天神让奥古斯都统治罗马人民是“赐福给人类”（江澜:-,-,,）。总之，奥维德从反主流社会到迎合主流社会的思想大转变与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移说十分契合。（一）万物有灵与柏拉图（:）把物体分为有灵魂的自动物体与无灵魂的他动物体不同，毕达哥拉斯主张万物有灵。毕达哥拉斯认为，一切事物獉獉都由躯体与灵魂獉獉（anima）构成。首先，顾名思义，“一切事物”既包括一切事獉，又包括一切物獉。与此一致的是思辨实在论者格兰特与哈曼。在《谢林之后的自然哲学》（PhilosophiesofNatureAfterSchelling）里，先验唯物论者格兰特沿袭柏拉图的思辨物理学（speculativephysics），主张万事万物物理学（physicsoftheall）。在《工具的存在———海德格尔与客体的形而上学》（Tool-Being:HeideggerandtheMetaphysicsofObjects,）里，哈曼反对暗中贬抑（undermine）或过度张扬（overmine）客体的两种极端策略，主张没有唯物论的实在论（Bryant,etal,:40,82）。依据哈曼的“面向物的本体论”，万事皆客体，无论是邮箱、电磁辐射、弯曲的时空、英联邦国家，还是命题态度；万物，无论是物理的还是虚构的，只要在实践中对其他事物的存在产生作用，都是平等的客体（郝苑，等，:）。据此，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一切事物”可以细分为三种：物理的客体，如人、动物、植物和无生物；虚构的客体，如神、仙、妖和怪；非物理的事，如长出会泄密的芦苇的秘密。依据毕达哥拉斯的说法，“一切事物”不仅具有作为物质的躯体，而且还具有作为精神的灵魂。其中，灵魂是不死的，或者说，没有死灭。有的只是变化，即灵魂从一个躯体转移到另一个躯体中：“灵魂一旦离开躯体，又有新的躯体接纳它，它又在新的躯体中继续存在”（奥维德，:）。一切事物只有变化，没有死灭。灵魂是流动的，时而到东，时而到西，它遇到躯体———不论是什么东西的躯体———只要它高兴，就进去寄居。它可以从牲畜的躯体，移到人的躯体里去，又从我们人的躯体移进牲畜的躯体，但是永不寂灭。灵魂就像在蜡上打印，第二次的形状和第一次的形状绝不相同，而且它也绝不长久保持同一形状，但是蜡本身还是那块蜡。（奥维德，:）依据毕达哥拉斯的教导，尽管灵魂“寄居的躯体老在变换”，可是它不仅不会死灭，而且还会保持同一性：“灵魂永远是同一个灵魂”。由于灵魂的同一性，转世的观念才存在。譬如，毕达哥拉斯自称他的前世是特洛亚战争时期潘托俄斯（Panthoüs）之子欧福耳玻斯（Euphorbus），与罗马人的先祖埃涅阿斯（Aeneas）同宗（奥维德，:）。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移说以万物有灵论（animism）为前提。万物有灵论与古罗马人信奉的原始多神论密切相关。古罗马人认为，每一件物体、每一种现象都有自己的神灵，所以任意的事或物都有自己特有的神灵，前者如庇护神和哭泣神，后者如门神和河神。起初是个别意义上的神，后来由于有了综合思维能力，才有普遍意义的神（王焕生，:7）。在文学研究中，与万物有灵论密切相关的是最重要的物叙事概念泛灵主义（pan-psychism）。思辨实在论哲学家哈曼支持泛灵主义，提出名叫思辨心理学（speculativepsychology）的新哲学学科，致力于研究“宇宙的心理阶层（cosmiclayersofpsyche）”和“探寻蚯蚓、灰尘、军队、粉笔和石头的特殊心理实在性”（Harman,:）。无论是万物有灵论，还是泛灵主义，只要有灵，事物就有生命。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一切事物皆有生命。有生命的不只是人、神、仙、妖、怪、动物和植物，还有无生物。譬如，“大地就像生物一样，它有生命”（奥维德，:）。对于物叙事而言，有重大意义的是深入研究生命本身，即生命本体论（theontologyoflife）。依据萨克（E.Thacker）的书《生后》（AfterLife），生命本体论旨在把生命（life）与生物（theliving）分开，使得“形而上学的置换”成为可能，在这种置换中，生命通过另一个形而上学术语———如时间、形式或心灵———来思考：“每一种生命本体论都根据生命之外的事物来思考生命......生命之外的事物最常见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如时间和时间性、形式和因果关系或心灵和内在性”。萨克追溯这个主题，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否定神学，斯宾诺莎（B.Spinoza）和康德（I.Kant），直到今天，并且揭示了这种三重置换在当今哲学中是如何活跃的，即在过程哲学和德勒兹主义（Deleuzianism）中生命是时间，在生物政治学的思想中生命是形式，在后世俗的宗教哲学中生命是心灵。萨克考察了思辨实在论与生命本体论的关系，为“生机论关联（vitalistcorrelation）”提出理据：“生机论关联是未能保持思想与物体、自我与世界的分离性和不可分离性的关联主义双重必然性之一，并且并不基于‘生命’的某些本体化概念”。最后，萨克对“生命”持怀疑态度：“生命不仅是哲学以内的问题，而且还是哲学以外的问题”（Thacker,:x,）。有生就有死。在毕达哥拉斯看来，事物的生与死只是形体的变化，即“改变旧形，创造新形”。从生到死的变化也不例外。

万物的形状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大自然最爱翻新，最爱改变旧形，创造新形。请你们相信我，宇宙间一切都是不灭的，只有形状的改变，形状的翻新。所谓“生”就是和旧的状态不同的状态开始了；所谓“死”就是旧的状态停止了。虽然事物或许会由此处移往彼处，由彼处移到此处，但是万物的总和则始终不变。（奥维德，:）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叙事聚焦于变形，即形体的变化。形体的变化就是状况的变化，即叙述的事件，因为在叙事中“事件是状况的变化”（Schmid,:15）或者是“由行动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即“过程”（巴尔，2:,）。由于变形是形体变化的过程，在阐释奥维德《变形记》的变形主题时“过程哲学”就显得比较重要，尤其是在涉及物叙事时。在《无标准：康德、怀特海、德勒兹和美学》（WithoutCriteria:Kant,Whitehead,Deleuze,andAesthetics）里，夏维洛（S.Shaviro）主张一种基于过程的方法，既包含泛灵主义，也包含生机论（vitalism）或万物有灵论。对于夏维洛来说，怀特海（A.N.Whitehead）关于理解（prehensions）与联结（nexus）的哲学提供了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最佳结合。在《活力物质》（VibrantMatter,）里，本尼特（J.Bennett）主张从人际关系向诸物件（things）的转变，向一种“活力物质”的转变，活力物质跨越生物和无生物（non-living）、人体和非人体（-）。此外，在《皮尔斯与自然的宗教形而上学》（CharlesSandersPeirceandaReligiousMetaphysicsofNature）中，尼莫辛斯基（L.Niemoczynski）用所谓的“思辨自然主义（speculativenaturalism）”加以论证，自然界有能力洞察其自身的具有无限生产力的“活力”地域，他将其视为创造自然的自然（naturanaturans）。（二）万物平等与柏拉图（:-,-）的万物分等级的观念———即有灵魂的自动物体控制无灵魂的他动物体和尘世的俗物是上界的神物在下界的摹本———不同，毕达哥拉斯主张万物平等的理念。依据毕达哥拉斯，万獉物就是“一切獉獉事物”，“不论是什么獉獉獉獉獉东西”。在这一众声狂欢的文本世界，文本不再有一个中心的发声源或意旨中心，所以，文本意义不再显现为一元统领格局（赵胜杰，：61）。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万物不仅包括经验现实中存在的生物（如人、动物和植物）和无生物（如大地、矿物和星辰），还包括非经验现实中存在的神、仙、妖和怪。因此，作为与万物有灵具有同等重要的物叙事观念，万物平等分为五种，即物与物的平等、物与人的平等、物同神、仙、妖和怪之间的平等、人与人的平等以及神、仙、妖、怪之间的平等。其中，前三种属于物叙事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