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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资产阶级似乎总是随心所欲。自年大革命以来，他们是唯一在繁荣时期持续致富的群体，而工人阶级则规律性的承载着危机最严重的冲击。终于，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新的前景，并提供改变路线的机会。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惨败，于年9月4日被普鲁士人俘虏。次年一月，在巴黎被围四个月后，俾斯麦接受了法国的投降，并在随后的停战协议中施加了苛刻的条件。

阿道夫.梯也尔在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多数支持下，被任命为行政权力机构的首脑。然而，在首都，民众的不满情绪比其他地方更强烈，激进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横扫了委员会。右翼政府维持社会不公正，加重战争对最不富裕人群的负担，并试图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武装，3月18日爆发了一场新的革命。梯也尔和他的法国军队别无选择，只能迁往凡尔赛。

斗争与政府

为了确保民主合法性，革命者决定立即举行自由选举。3月26日，绝大多数巴黎人(19万票对4万票)投给了支持起义的候选人，85名当选代表中有70名宣布支持革命。15名温和派的市政党代表，一个由部分前行政区领导人组成的团体，立即辞职，没有参加公社会议，此后不久，四名激进派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其余的66名成员——由于双重政治派别而不总是容易区分——代表了广泛的立场。其中包括大约20名新雅各宾共和党人(包括著名的德莱斯巴泽和派特)、布朗基的12名追随者、国际工人协会的17名成员(普鲁东的互助主义者和与卡尔.马克思有联系的集体主义者)、还有几名无党派人士。

公社的大多数领导人来自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14人来自国民自卫军。事实上，后者的中央委员会把权力交到了公社手中-——事实证明，这是两个机构之间一系列分歧和冲突的序幕。

3月28日，大批公民聚集在巴黎市政厅附近，庆祝新议会的诞生，并正式命名为巴黎公社。虽然它的生存时间不会超过72天，但它是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重新点燃了因数月艰难而疲惫不堪的人民之希望。各委员会和团体在大众聚居区涌现，为社区提供支持，大都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举办了表达团结和规划建设新世界的倡议。蒙马特高地接受了“自由堡垒”的洗礼。

最普遍的情绪之一是希望与他人分享。像路易丝.米歇尔这样的激进分子体现了自我克制的精神；维克多.雨果在谈到她时写道，她“做了伟大的野人所做的事情，她颂扬了被撕碎和被压迫的人。”但是，给公社注入活力的并不是少数几位有魅力的人物，其标志是明显的集体层面。女人和男人自愿走到一起，追求共同的解放计划。自治并不是乌托邦。自我解放则被认为是一项根本任务。

政权转型

制止猖獗贫穷的第一批紧急法令中，有两项是冻结租金支付(据说“财产应作出公平的牺牲”)和禁止当铺出卖过期的典押品，并将价值20法郎以下的小额抵押品归还给原主。九个合议委员会也将取代战争、财政、安全、教育、生计、劳动和贸易、外交关系和公共服务等部门。不久，每个部门任命了一名代表领导。

4月19日，在又一次选举以填补31个几乎立即出现空缺的席位的三天后，公社通过了一项《法国人民宣言》，其中包括“对个人自由、良心自由和劳动自由的绝对保障”以及“公民对公共事务的永久干预”。它肯定了巴黎和凡尔赛之间的冲突，“不能通过虚幻的妥协来结束”；人民有权利和义务“战斗和胜利！”

甚至比这一文本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为彻底改变政治权力而斗争的具体行动--这是一种为避免各种政治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作的含糊不清的综合。一套改革不仅涉及政治管理的方式，而且涉及根本的性质。

公社规定可以罢免当选代表，并通过具有约束力的任务与规定控制他们的行动(尽管这不足以解决复杂的政治代表性问题)。治安法官和其他公职也受到长期控制和可能罢免，不是像过去那样任意分配，而是在公开竞争或选举之后决定。

其明确目标是，防止公共领域成为专业政治家的领域。政策不再是由一小群工作人员决定，而是由人民决定。军队和警察部队也不再是脱离社会的机构。政教分离则是必要条件。

政治变革更为深刻。为了大幅度减少官僚主义，必须把权力移交给人民。社会领域应优先于政治领域——正如圣西门所坚持的那样——政治不再是一种专门职能，而是逐渐融入市民社会的活动。因此，社会团体将收回曾移交给国家的职能。

仅推翻现有的阶级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结束阶级统治本身。所有这些都是实现公社的设想，即共和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协会的联盟，促进其所有组成部分的解放。那就等于是生产者的自治了。

社会改革优先

公社认为，社会改革比政治变革更为重要。它是公社存在的原因，是它忠于其建国原则的晴雨表，也是区别于和年前几次革命的关键因素。公社通过了不止一项具有明确阶级内涵的措施。

颁布法令，偿还债务的最后期限被推迟三年，而不收取任何额外的利息。拖欠租金的驱逐被暂停，为没有屋顶的人征用空置的住房。有计划的缩短工作日(从最初的10小时缩短到为未来的8小时)。提高工人最低工资，宣布工资必须全部交给工人，企业借故克扣和无理罚款为非法。

为了增加粮食供应和降低价格，采取了尽可能多的措施。面包店的夜班被禁止，一些市政肉店也开张了。向弱势群体提供了各种社会援助，例如为被遗弃的妇女和儿童设立的食品库，并就如何结束对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歧视进行了讨论。

所有共产主义者都真诚地认为，教育是个人解放和任何重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重要因素。女童和男童的义务教育都是免费和强制性的，由宗教启发的教学让位于理性、科学的世俗教学。特别任命的委员会和报刊版面上有许多令人信服的论点，要求对妇女教育进行投资。要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教育必须为“男女儿童”提供平等的机会。

此外，应禁止“基于种族、国籍、宗教或社会地位的区别”。早期的实际行动伴随着这种理论上的进步，而且在不止一个方面。数千名工人阶级的儿童第一次进入学校大楼，免费获得课堂材料。

公社还采取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它规定，已逃离的雇主放弃的车间应移交给工人合作社，并保证返回后给予赔偿。剧院和博物馆--免费开放--是由艺术家联合会收藏和管理的，该联合会由画家和不知疲倦的好战分子古斯塔夫.库贝特(GustaveCourbet)主持。大约名雕塑家、建筑师、石刻师、画家(其中包括马奈)、歌剧界演员参加了这个机构。

所有这些行动和法规是在短短的54天时间内引入的，在这座城市里，普法战争的影响仍在困扰着。凡尔赛军队不断地攻击，也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应付。由于公社没有任何胁迫手段，它的许多法令没有统一适用于城市的广大地区。然而，他们展现了重塑社会的非凡动力，为可能的变革指明了方向。

集体与女权斗争

巴黎的行动远远超过其立法会议批准的限度。它甚至渴望重新绘制城市空间。这种野心体现在决定拆毁旺多姆柱，作为野蛮主义的纪念碑和应受谴责的战争象征，并将某些教堂世俗化，将其交给社区使用。

正是由于大量的参与和坚定的互助精神，该公社才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在每个角落兴起的革命俱乐部扮演了值得注意的角色。至少其中的二十八个俱乐部，是自发动员最雄辩的例子之一。

每天晚上，他们都为公民提供下班后见面的机会，自由地讨论社会和政治形势，检查他们的代表取得了什么成就，并提出解决日常问题的方法。它们横向联系，有利于人民主权的形成和表达，也有利于创造真正的姐妹关系和友爱空间，使每个人都能呼吸到，掌控自己命运的令人陶醉的气氛。

解放的道路不允许民族歧视。该公社的公民身份扩大到所有为其发展而奋斗的人，外国人享有与法国人同样的社会权利。在公社活动的0名外国人所发挥的突出作用表明了平等原则。弗兰克尔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匈牙利成员，他不仅当选为公社委员，而且还担任其“劳动部长”——其关键职位之一。同样，来自波兰的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勃列夫斯基是国民自卫军的杰出将领。

妇女虽然仍然没有投票权，没有在公社委员的席位，但在批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她们违反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规范，并提出了反对父权制的新身份，超越了家庭隐私，与公共领域接触。

保卫巴黎和关心伤员妇女联合会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第一位国际成员德米特里叶娃（来自俄国）的不懈活动，该联盟集中参与了确定战略性社会战斗的任务。妇女关闭了有执照的妓院，赢得了男女教师的平等待遇，创造了“同工同酬”的口号，要求在婚姻中享有平等权利，承认自由工会，并专门促进工会中的女性组织。

5月中旬，当军事形势恶化时，凡尔赛军队出现在巴黎门口，妇女们拿起武器，组建了自己的营。许多人奋战在路障上呼吸他们的最后一口气。资产阶级的宣传对他们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并对他们进行了配音。政敌指责他们在巷战中放火焚烧了这座城市。

集中或分散？

共产主义者寻求建立真正的民主是一项雄心勃勃而艰巨的工程。人民主权要求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自3月底以来，巴黎见证了中央委员会、地方小组委员会、革命俱乐部和士兵营的迅速增加，这些机构与已经十分复杂的公社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同时并存。

后者保留了军事控制，通常作为委员会的一种真正的对抗力量。虽然民众的直接参与是民主的重要保障，但多元机构使决策过程特别困难，执行法令是一件曲折的事情。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导致了相当多的混乱，有时甚至使局势瘫痪。当面对战争的紧急情况，国民自卫军内部的不守纪律，以及政府越来越无能的时候，朱尔斯.米奥特提出建立一个五人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时，这个微妙的平衡完全被打破了。这个委员会是按照年罗伯斯皮尔的独裁模式建立的。

这项措施于5月1日以45票对23票通过。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实验的结束，把公社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

第一个是由新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组成的，倾向于权力的集中，政治高于社会领域。第二个，包括国际工人协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社会比政治领域更重要。他们认为分立制衡是必要的，并坚持共和国绝不能对政治自由提出质疑。

在不屈不挠的瓦尔兰的协调下，该集团强烈反对独裁主义的倾向，没有参加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选举。他们认为，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将完全违背公社的创始原则，因为其当选代表不拥有属于人民的主权，也无权将其割让给某一机构。

5月21日，少数派再次参加公社的一次会议，进行了一次新的努力，将队伍团结起来。但为时已晚。

作为革命同义词的公社

巴黎公社遭到凡尔赛军队的残酷镇压。在5月21日至28日的流血周，共有1.7至2.5万名市民被屠杀。最后一次战斗是沿着拉雪兹公墓的墙壁进行的。年轻的阿瑟.兰博德形容这座法国首都为“一座悲哀、几乎死亡的城市。”这是法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大屠杀。

只有六千人逃到英国、比利时和瑞士流亡。俘虏人数为人。其中人在军事法庭即决审判后被判处死刑，另有人被送进监狱或强迫劳动，或被驱逐到新喀里多尼亚等偏远地区。一些流亡阿尔及利亚的人，与反对殖民的毛克拉尼起义者团结在一起，同归于尽。该起义与公社同时爆发，也被法军制造的鲜血所淹没。

公社的幽灵在欧洲各地加剧了反社会主义的镇压。梯也尔前所未有的暴力之后，保守派和自由派报刊严厉指责共产主义者犯下最严重的罪行，并对恢复“自然秩序”和资产阶级合法性以及对“文明”战胜无政府状态表示极大的宽慰。

那些胆敢侵犯权威和攻击统治阶级特权的人将受到堪称楷模的惩罚。妇女再一次被当作低人一等的人对待，工人们被厚颜无耻地认为是统治的肮脏、老茧的手，被迫回到被认为更合适的位置。

然而，巴黎的起义为工人的斗争提供了力量，并将他们推向了更激进的方向。在失败的第二天，欧仁.鲍狄埃写下了一首注定成为工人运动最著名的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巴黎公社表明，其目标必须是建设一个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从今以后，即使是“樱桃时节”(引用自公社巴蒂斯特.克莱门特的著名诗句)，再也没有回到它的主题。公社代表社会政治变革的思想和它的实际应用，它成为革命概念的同义词，是工人阶级的本体论经验。在《法兰西内战》里，马克思说，这支“现代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功地“把全世界的工人吸附于法国”。

巴黎公社改变了工人的意识和集体观念。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它的红旗继续飘扬，并提醒我们，一个替代方案永远是可能的。公社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