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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租界区域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9世纪末期以后，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参照系。关键词：幕末明治/日本人的上海认识/近代日本与中国按：因小编的疏忽导致昨天的推文封面错误，谨向复旦徐静波老师致歉！上海在中国本土的重要性，大概始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二年()年掌控了台湾并于二十四年解除了海禁、在上海设立了江海关之后。但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又在江浙沿海一带设立海禁，上海港随之关闭，其重要性尚未充分显现就立即淹没了。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拓展在远东的市场，派传教士探查中国沿海各港口，由此了解到了上海在地理上的优势位置，并于翌年的年派职员林赛(H.H.Lindsay)率领“阿美士德”号轮船专程到上海对黄浦江水道等进行详细的测量和调查并汇总成书面文献呈报给公司，于是在年的《南京条约》中英方所要求的五个开埠港口内，上海的名字赫然列入其中。翌年，上海正式对外开放，开始了近代化的演进，它在中国以及远东乃至世界上的地位，日益彰显。日本在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势力向东方的扩张，已从或由西方传教士直接带来或经由中国传来的西方人编制的世界地图及全球地理的书志中开始逐渐了解到了外部的世界，年西川如見(-)依据利玛窦(Matteo·Ricci)的《坤舆万国全图》和艾儒略(J·Aleni)的《职方外纪》刊行了两卷本的《华夷通商考》，上卷均为有关中华十八省的中国地志，新井白石(-)完成于年的《采览异言》中依然有相当的篇幅是对中国地理的描述，但里面都未提及上海。只有在少量的漂流民记中偶尔会有些语焉不详的记述。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海其时尚未成为一个通商大邑，另一方面也由于自17世纪开始的锁国时代，遮蔽了日本人对外界的充分认识。幕末的日本人开始注意到上海，大概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鸦片战争的消息通过抵达长崎的中国商人所撰写的“唐风说书”传达到了日本，据此出现的由岭田枫江撰写、年刊行的《海外新话》中，提及了与此次战争相关的上海[1]；二是年、尤其是年日本被迫开国以后，大量欧美的商船开始来到横滨、长崎等开放港口，而这些船只的相当部分是由上海驶来的。此后，幕府意欲模仿西方，以海外贸易来振兴日本①，同时也借此观察因长期的锁国政策而十分疏隔的实际的外部世界。当时的日本人获知，在上海有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的美国等国派驻的商馆，适宜于派遣官方的贸易商船。于是有了文久二年()的“千岁丸”上海之行[2]。近代日本人与上海的关联也由此正式开启。对于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人口十余万人的上海县城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社会，年2月签订的《上海华民居住租界条例》标志着租界华洋杂居格局开始形成；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年、年、年先后出现的英、美(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法租界，代表着一个新的上海，这完全是一个由西洋人开发建设并在司法行政上加以独立管理的存在，虽然日后居民的大多数是中国人，但是起主导地位的始终是西洋人，这里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年代、尤其是19世纪末期以后，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或由官方派遣，或由民间自发，或是两者交杂，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陆续来到上海，或短期滞留，或长期居住，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参照系。一、幕末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年“千岁丸”的上海之行，应该是近代日本人首次造访上海。关于这次上海之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②，本文不拟详细展开。这次航行的文献记录，主要是随行商人和侍从(多为下级年轻武士)所撰写的航海日志和日记等，多年之后得到陆续刊行，其中有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具体为《航海日录》、《上海淹留日录》、《长崎淹留杂录》、《内情探索录》、《外情探索录》，年收入《东行先生遗文》刊行)；长崎商人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记》(年刊行)；中牟田之助的《上海行日记》、《自长崎至上海航海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收入《子爵中牟田之助传》，年刊行)；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日比野辉宽的《赘肬录》和《没鼻笔语》(年刊行)。虽然每个记录者的视角和经历稍有不同，但获得的见闻有相当的趋同性。以下，本文依据这些文献对“千岁丸”随员的上海认识进行粗略的考察。在《上海杂记》中有一段上海的沿革和概况的叙述，译录如下：“上海古时位于禹贡扬州之地，属吴。吴灭后划入越，越灭后入楚。秦时始置郡县，即会稽郡。至元时设松江府，上海隶属该府，至今无改。其地位于海之上方，通往港口之海口处，曰扬子江。此江甚阔大，距左岸之宽度约三十町(日本长度，共约米——译者)，右侧则望无际涯。唯可见三两洲渚而已。但水浅，能行船舰处宽不过一里(日本里，1里约相当于4公里，下同——译者)半而已，且水色浑浊呈泥浆色。沿此江前行十里许，左侧为吴淞江(疑为黄浦江之误——译者)，沿此前行六里许即至上海沪渎城。上海面向黄浦江。”③此段叙述还提到了《上海县志》，显然这是参考了中国文献记载并经作者实地考察而写出的文字，虽然还有些舛误，却是至此日本文献中对上海历史与地理的最初的完整描述。高杉晋作的《航海日录》五月六日(旧历)条中记述了初入上海港时的感觉：“朝早，川蒸汽船来，引本船，左折溯江，两岸民家风景殆与我邦无异。……午前渐到上海港，此支那第一繁津港，欧罗波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停泊，樯花林森，欲埋津口。陆上则诸邦商馆粉壁千尺，殆如城阁，其广大严烈，不可以笔纸尽也。……黄昏归本船甲板上，极目四方，舟子欸乃之声与军舰发炮之音相应，其景如东武火灾之景，实一愉快之地也。入夜，两岸灯影泳水波，光景如画。”(原文为汉文)[3]84年时，沿黄浦江一带的租界也只是雏形初具，但沿江一带的楼房和江面上桅樯林立千帆竞发的繁盛气象，还是令开国不久的日本人惊讶不已。但这只是当时上海的一面，或者说是西洋人上海的一面。上海县城或是中国人集聚区的景象，也同样令日本人感到震惊：“上海市坊通路之污秽难以言说。小衢间径尤甚，尘粪堆积，无处插足，亦无人清扫。或曰，出市街即为旷野，荒草没路，唯棺椁纵横，或将死尸以草席包裹，四处乱扔。炎暑之时，臭气熏鼻。清国之乱象，由此可知。”[4]“上海中，粪芥满路，泥土埋足，臭气冲鼻，其污秽难以言状。”[5]“每街门悬街名，酒店茶肆，与我邦大同小异，唯恐臭气之甚而已。”(原文为汉文)[3]84上海旧城，街巷狭隘污秽，大概原本就有，但如此难以忍受的状态，应该与太平军的进攻破坏以及苏浙一带的难民大量涌入有关。而这一乱象，恰被“千岁丸”一行的日本人所目击，见诸笔端，不免有些骇人。加之本地中国人吸食鸦片现象的蔓延，使得幕末的日本人通过上海现场所获得的中国印象，相当负面。另一令这些日本人感到惊愕和悲哀的现象，是洋人在上海的飞扬跋扈和中国人的退让低下：“支那人尽为外国人之使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旁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法属地，又可也。”(原文为汉文)[3]87“去此到孔圣庙，庙堂有二，期间空地种草木，结宏颇备，然贼变以来英人居之，变为阵营，庙堂中兵卒枕铳炮卧，观之实不堪慨感也。英人为支那防贼，故支那迁圣孔子像他处，使英人居此云。”(原文为汉文)[3]89在上海逗留期间，“千岁丸”一行考察了英法和中国的兵营和武器，结论是：“支那兵术不能及西洋铳队之坚强可知也。”(原文为汉文)[3]90经过近两个月的察访，高杉晋作在《外情探索录》的“上海总论”里，归纳了自己对上海的认识：“上海位于支那南部海隅僻地，为英夷所掠夺，津港虽繁盛，皆因缘于众多之外国人商馆，城外城里亦多外国人商馆，由此繁盛。观支那人之居所，多贫象，其肮脏不洁难以言状，或一年之中皆居船中，唯富有者在外国人商馆内谋事并居住其中。”[3]这段文字差不多也是“千岁丸”一行的日本人对上海的通识。此后的年3月至5月(元治元年二月至四月)，幕府又派遣官府商船“健顺丸”航行上海，目的依然是贸易和实地调查。这次航行留下的记录仅有一份幕吏的上海视察复命书《黄浦志》④，从文献的种类以及文字的量而言，远逊于“千岁丸”之行，但依然留下了有关上海的珍贵记述：“二月二十九日(旧历，下同)，(部分人)下榻于旅亭(原注：即阿斯托尔宾馆。引者注：英文名为AstorHouseHotel，中译礼查饭店，现名浦江饭店)，此上海第一旅亭。其西有新大桥(引者注：现今外白渡桥)，乃西人所设，须投钱十五文方可过桥。……三月朔日，有旅亭小童，约五、六岁，导引我等至街头，途中若遇支那人，小童斥骂，皆纷纷避走。支那人竟如此恐惧西人。……三日，至道台馆舍，馆设在城内，抵达后应宝寺(原注：即道台)亲自出迎，引入客室，对话间小吏站立左右，喋喋杂谈，似不知礼。……九日，城内散步，城内街道狭窄，难容两人并行。人家重密，苍生数百，杂沓蹂躏。…廿一日，在支那人街散步，道路观者如云，道路英国番兵以鞭笞驱散，已而又云集，犹如蚊蚋之趋于残肴。…四月一日，观支那剧场(原注：剧场名回美园)，与我国歌舞戏略同。场中点五色灯火，客座又点红蜡烛，或五人，或十人，登场，或悲，或骂，或哭，或怒，其形状实令人绝倒，然其衣裳器物颇美丽。”[6]-在日记体的《黄浦志》之后，还附有一“见闻书”，对上海有简略的概述。现译述其大要如下：“上海江(应为黄浦江——引者)与洋子江(应写作扬子江)源流相异，在吴淞(原文汉字为‘胡桑村’，但据其所注的读音假名，应读作Wu-song——引者)合流。吴淞有法国人阵营及炮台。上海乃外国船辐辏之地，多外国居留人，当今停泊的外国大船百余艘，常滞留于此，六七年前不过五六十艘左右，年年船数大增。上海港于西历一八五零年左右外国人开始来此居住，一八五二年开始渐趋隆盛。奉行(幕府的官名——引者)称道台，管辖一州一府，居住于上海城中，此上为抚台，州府十个为一省，由总督管治。上海城有外濠，积瓦垒土筑成城廓，八方有门可通行，城廓内广约四五町(1町约公亩——引者)，内有繁盛街市，有法国军营，常驻兵卒，道路皆狭隘。城外支那商店亦鳞次栉比，其中大商有十四五家。房屋皆为两层，楼下为商店，楼上居住。其中三层楼房亦有七八家，此为妓楼茶店料理店。”[6]-此外还有较为详尽的有关通货、物产、关税等的介绍，这些有关上海的记叙虽有少许舛误，但较之“千岁丸”一行的记述，有较大的补足，在某些领域也更为详尽，对上海的认识，似也更加全面。以后在幕府时代，还有年4～5月的“北京号”(英国邮船)和年2～3月的“恒河号”(英国轮船)的两次上海之行，但人员规模要小得多，只是派使者搭船来上海购买船只武器，之后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文献，至少笔者迄今尚未发现，也不详一行对于上海的认识如何。另岸田吟香(-)在年来上海居住了9个月，曾留下《吴淞日记》，此文献笔者正在搜寻中。二、明治前期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明治以后，新政府积极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力图将触角伸向海外。年2月，在此前已有英国人和美国开设的航线的情形下，明治政府下令三菱汽船会社开设了上海至横滨间的定期航路，一年多之后，以低廉的票价击垮了英美两家轮船公司，垄断了日本各港口至上海的航线，来往于各地与上海的日本人也因此逐年增加，并出现了在上海定居的日本人。据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调查统计，年在公共租界内居住的日本人有7人，年增至45人，年又增至人，年猛增至人[7]。有关上海的信息，也以各种方式传递到了日本。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的两个意义正在逐渐凸现。一是日本国内主张中日联手振兴东亚的兴亚派试图以上海作为前沿阵地，扩展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二是上海作为重要商港的价值正在被日本人所认识，试图以上海作为主要的通商口岸，通过贸易来增强日本的国力。年8月，早期具有自由民权思想的九州改进党主要人物日下部正一(-)等决定在上海设立一所东洋学馆，这是日本有史以来在海外设立的第一所学校，其设立的目的，在其“趣旨书”中有如下的表述：“欲保全我国永久独立之体面，须细加考量东洋政策之得失与否。盖东洋之神髓，在于清国之头上，其与我国之关系，可谓辅车相依，唇齿相保。……然如此邻近之清国，所闻可谓寥寥，此洵一大欠缺。我辈首先须通晓清国之政治人情风俗言语，方可知活动神髓手足之妙。由此，在此设置一大学校，培养大成有为人士，以达长江一浮千里进、力挽东洋之衰运之理想。”[8]这所学校后来设立在上海虹口乍浦路第23号馆。至于为什么要选择在上海建立这样一所学校，在“趣旨书”中作了如此的解释：“清国上海，乃东洋之咽喉，金穀辐辏之所，人才荟萃之地，与我国并非远隔，一棹易至。在此置校舍，江湖同感之士来此学习，是乃真正报国之本。”[8]经过二十余年不算很密切的交往，日本人对上海已有了如此的认识。后来抵达上海办学的大内义映等获悉上海本地人对东洋的理解只是日本、并无日语中的东亚之意，于是在同年11月初将名称改为“东亚学校”，不久又改为“亚细亚学馆”，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清学”(中国语文和古典)、“英学”(英语和数学)和世界历史等。从其所开设的课程，也可看出上海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独特性。后因经营困难等原因，一年后的年9月学校被迫关闭⑤。这一时期来上海的日本人中，汉学家冈千仞(-)用汉文撰写的《观光纪游》无疑是值得留意的文献。冈千仞年6月5日抵达上海，在上海盘桓将近两个月，留下了《航沪日记》和《沪上日记》，此外还游历了苏杭、京津、粤港一带，共历时近一年。冈千仞虽是习修汉文儒学出身，却具有世界眼光，留意海外风云，曾与人合作编译了《美利坚志》和《法兰西志》，因此他对上海的观察，比较深刻犀利，感悟也胜常人一筹。他在《航沪日记》的小引中说：“上海为古沪渎……今多单称曰沪。道光廿二年始许欧人纳租居市。西连长江，负苏杭，东南控闽越，万舰旁午，百货辐辏，为东洋各埠第一。”[9]9冈千仞游历上海时，与高杉晋作等的上海之行已相距二十余年，太平军之乱早已平息，租界建设可谓日新月异，华埠市面也较前繁荣：“出观市街。分为三界，曰法租界、英租界、米租界。每界三国置警署，逻卒巡街警察。沿岸大路，各国公署、轮船公司、欧米银行、会议堂、海关税务署，架楼三四层，宏丽无比。街柱接二线，一为电信线，一为电灯线。瓦斯灯、自来水道，皆铁为之。马车洋制，人车东制。有一轮车，载二人自后推之。大道五条，称马路。中土市街，不容马车，唯租界康衢四通，可行马车，故有此称。市街间大路，概皆中土商店，隆栋曲棂，丹碧焕发，百货标榜，灿烂炫目。人马络绎，昼夜喧阗。”[9]16但上海旧城内的景象似乎尚无根本的改观：“观城内。从小东门而入，市廛杂沓，街衢狭隘，秽气郁攸，恶臭扑鼻。得城隍庙，门画人物，庙列塑像，香火熏灼。庙背东园，广数十亩，池水环流。一楼曰湖心亭，石桥盘曲，曰九曲桥。池上列肆，鬻书画笔墨、古器物，稍有雅致。唯不栽一卉木，无些幽趣。”[9]19以上引述的，多为日本人来上海的踏访记或考察录，直观的描述比较多。年出现了一部由日本大藏省刊行、井上陈政(-)撰写的《禹域通纂》，这可谓是近代日本研究中国的第一部综合性专著，上下两卷总共页，卷帙浩繁。年3月，首任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期满归国，陈政随其来中国留学。他在中国前后总共6年，不仅阅读各类典籍书志，且南起广东，北至直隶北京，东起上海江苏，西及山西陕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时时注意以典籍稽考实地的勘踏，以实地的考察来修正典籍的记载，最后撰写成煌煌两大卷《禹域通纂》。该书对于上海的记述篇幅不算多，除了在兵器制造部分对江南机器制造局等有所涉猎外，有关上海的文字主要出现在“通商各口概说”部分，择要译述如下：“上海属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治，位于吴淞江与申江合流处，东经一百二十度二十八分，北纬三十一度十四分。依据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江宁条约通市，港内水深数寻至十寻以上。船舶直接停靠埠头，货物搬运等尤为方便。港地分为三个租界，港南为上海县城，县城以北为法租界，租界南面以河沟为界，北部至吴淞江为英租界，吴淞江以北港岸一带为美租界。其中英租界地域房屋壮丽，商贾辐辏，居港内之首。其次为法租界，多巨商仓库等，美租界早年颇为荒芜，近来屋宇渐次鳞比，呈繁庶之状。本港位居支那南北之要冲，乃全国货物辐辏之区，贸易繁盛，洵亚洲之冠。故欧美巨商及清国殷商均汇聚于此，驰骋市场。船舶有各轮船公司，所有船舶均可进行沿海运输，进出船舶日益增多。港内人口清民十四万七千余人，居留外国人三千有余，本邦人七百人许。一八八五年进出口总计五千零二十六万二千九百三十八两。”[10]这也许是至此日本文献中出现的对上海、尤其是上海港口功能所作出的最为完整的描述，意味着在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上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