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尾声帝国的最后一幕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与之相关的事物也完全从此消失了。在年，仍然有一些面积很小的拜占庭领土未被征服，并且在一些处于拉丁人控制之下的政权中，其主要人口还是由拜占庭人组成。如果我们说拜占庭帝国的存在于年就戛然而止了，这对它漫长的历史而言就显得不够公正。因为不但有拜占庭的遗民，更重要的是它所留下的社会结构，它们都挺过了那个时间节点并持续甚久。我们在本章中通过探究他们的命运，就能够知晓发生在拜占庭历史上最后一幕的情形，并了解拜占庭帝国给当地以及整个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首先，根据惯例，君士坦丁堡作为一座被武力攻取的城市，要遭受土耳其人长达三天时间的烧杀掳掠。但当时发生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在那些现存的情绪色彩浓重的记述中却语焉不详。不过考虑到城中百姓对这场遭遇的痛苦体验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烧杀掳掠不管是实际进行了三天，还是被提前阻止，君士坦丁堡都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毋庸置疑，那些在交战中被俘虏的士兵都被屠杀了，所有百姓都沦为奴隶，并且城中的设施结构——特别是城墙一带以及周边地区——可谓损失惨重。而搬不动的资产则属于国家，因为奥斯曼苏丹曾经下令，明白无误地告诉自己的手下不得侵犯这些东西。穆罕默德二世宣布把君士坦丁堡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但实际上到了年君士坦丁堡才真正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驻地。至于发生在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身上的命运则不甚详赅。据绝大多数希腊文献记载，末代皇帝阵亡了，并且死得非常英勇。一些资料甚至还记载道，他摘下自己身上的王室徽标，以免在死后被人认出真实身份。而土耳其人的资料中则说他的尸体被人找到，头颅也被砍了下来，并带进王宫献给君王查看。鉴于皇帝的特殊地位，很难想象他死之后不会被人认出身份。然而，不管这位拜占庭皇帝到底是怎么死亡的，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得到公葬，因为史料中没有关于他墓地位置的任何记载。这肯定会导致众说纷纭，民间就曾出现了这样的传说：一位天使下来拯救君士坦丁十一世，把他变成一块大理石，并藏在一个山洞里面。如果哪天上天觉得时机成熟了，这位石化的皇帝就会复活并解放自己的城市。奥斯曼苏丹亲自下令释放了所有幸存下来的拜占庭朝廷高官，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其中就包括极品文官卡斯?诺塔拉斯（LoukasNotaras）和他的几个儿子。卡斯?诺塔拉斯被命令把幸存贵族及其家人的名字写在一张名单上，从而方便帮助他们团圆，因为他们是被不同的土耳其士兵和官员俘虏的，彼此之间失去了联系。曾经有几天，人们以为卡斯?诺塔拉斯会被奥斯曼苏丹任命来替他管理君士坦丁堡。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据一些史料透露，这是由于卡斯?诺塔拉斯没有服从奥斯曼方面下达的某些命令，但最可能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包括土耳其人和希腊人）认为，如果把如此重要的责任赋予一个与旧政权关系密切的人员，实在是有点不可想象。结果，卡斯?诺塔拉斯和他的两个长子以及几个女婿，连同其他一些拜占庭政府的男性高官，一起被奥斯曼朝廷处决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沦为了苏丹的奴隶，并被转移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阿德里安堡。卡斯?诺塔拉斯的另外两个女儿海伦娜和安娜，开始辛苦地筹集资金，准备赎回自己健在的亲人们。但当时等待赎回的只有她们的两个姐妹了，而她们的母亲在前往阿德里安堡的路上已经去世了。虽然她们的父亲曾在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开办的银行中存入了大笔财富，但由于首都陷落之后城中情况极度混乱，所有的银行账户都被暂时冻结，等待确认身份合法的继承人出现。然而海伦娜最终成功地筹集到了穆罕默德二世所要求的高额赎金，赎回了自己的两个姐妹。她们在年之后的几年之内获得了自由，但她俩后来都成了修女。一份残存的关于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当时君士坦丁堡城中大部分地方都被破坏且被废弃了。奥斯曼帝国需要把它恢复成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城市中心。此外，以前拜占庭帝国的居民也需要能够融入这个新帝国的社会结构之中。为了补充这座城市的人口，穆罕默德二世颁布了优惠待遇（这和4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采用的措施如出一辙）以吸引人们进城居住，其中包括赋税减免政策。他还强迫难民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并保证给他们提供住宅，这对于那些原本就在城里居住的人口来说当然就是多此一举了。在拜占庭帝国陷落之后前20年左右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一直实施着这些优惠措施。奥斯曼帝国还通过强迫希腊和安纳托利亚的人口到君士坦丁堡安居，从而促进了城中人口的增长。据史料记载，这样迁居到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量在～户之间。等到年穆罕默德二世执政末期，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大的一座城市（人口大约在6万7万之间）。这一数量在年之后急剧增长，因为被从西班牙赶出来的犹太人来到了这儿，由此新添了大约3.6万名居民。穆罕默德二世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君士坦丁堡的城市环境，并向城中补充适当的人口。下面的这些建筑情况体现了他的这种思路：在年之后，他在城中心的狄奥多西公牛广场（现在是老后宫）新建了一座宫殿，并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清真寺［法提赫（Fatih）清真寺，在拆毁的皇家陵墓——圣徒教堂所在地］、一个室内市场［今天的“大巴扎”（GreatBazaar）中最古老的部分，也叫作“贝德斯坦”（Bedestan）］，以及新修了许多道路、桥梁、浴室和引水渠。除此之外，他当然还要维修城市的围墙，并把金门地区改造加固成为一个星型的城堡，这在当时的整个欧洲都没有先例。此外，奥斯曼政府鼓励贵族们在君士坦丁堡投资修建，这样就逐渐把这座城市改造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所宫殿。不过在一开始，奥斯曼帝国主要新修建筑并修复该城的基础设施。至于把城中的教堂和修道院——除了索菲亚大教堂之外——改造成清真寺的做法则发生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之后的时代。虽然君士坦丁堡城中人口混杂，但其中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是占主导地位。图9-1　从画廊处所见的索菲亚大教堂内景。图中可见6个奥斯曼圆形浮雕中的3个。年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也是一个分水岭。穆罕默德二世占有了这座重要城市（因为君士坦丁堡举世闻名）之后，为了避免奥斯曼帝国重蹈覆辙，他开始反思自己应当从拜占庭帝国灭亡中所汲取的教训。这就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开始采取重要措施，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迈进，它把曾经帮助奥斯曼不断扩张的贵族的利益和权力逐渐边缘化，并置于皇帝一人的绝对控制之下。在埃于普（Eyüp）新修的清真寺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清真寺建于城外，它成为在君士坦丁堡地区新出现的第一座清真寺，这说明奥斯曼以前的贵族阶层不愿和这座城市扯上任何关系，因为他们认为君士坦丁堡是注定要被征服、抢劫并废弃的。但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眼中，君士坦丁堡既是实现他治国新方略的现实之地，同时也可以帮助奥斯曼臣民们理解他的这种崭新的治国思路。奥斯曼帝国贵族阶级可以重新形成，并且可以从苏丹手下的被征服者之中直接产生，这样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来源于苏丹的恩赐，自然也就会对他忠心耿耿。自此，奥斯曼帝国的新政权就在综合了不同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奥斯曼苏丹一边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人口补充与改造，一边着手巩固自己取得的领土。在年之后的20年时间之内，这个地区内无论是拜占庭还是拉丁人统治的剩余领土都落入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其中，雅典在年陷落，塞尔维亚在年陷落，米斯特拉斯在年陷落，特拉比松在年陷落，米蒂利尼（Mytilene）在年陷落，内格罗蓬特在年陷落，卡法（Caffa）在年陷落。交汇与融合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存在，意大利各共和国先前在拜占庭时期享有的特权地位开始急剧下降。意大利人在君士坦丁堡城中的所有贸易活动都转移到了河对岸的佩拉区，此外，尽管威尼斯和热那亚先前达成了一些协议（例如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很快就和热那亚人签署了一项协议），但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还是逐渐被削弱了。到了15世纪末，热那亚在黑海地区利润特别丰厚的贸易也已经萎缩了，而威尼斯的长远发展情况则要好得多，因为它虽然也经历了周期性的打击，但直到17世纪，威尼斯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重要商业伙伴。从14世纪50年代中期到16世纪左右，拜占庭帝国的政局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现在动荡的情况终于得到了扭转，这一地区重新回到了一个强大力量的统治之下。这个事实对拜占庭帝国留下的一些重要机构和制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些从拜占庭帝国遗留下来的古老秩序设法在奥斯曼政权统治之下寻找活路，这种趋势很快就明显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基督教会以及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贵族。现在教会和希腊贵族之间的联系变得十分紧密。由于君士坦丁堡在陷落之前，就已经在奥斯曼帝国的包围中成为一座处于拜占庭统治之下的孤岛，所以，至少从14世纪最后几年开始，拜占庭的个人和机构就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即自己是否要归顺并适应这些土耳其统治者。归顺并适应意味着不但可以继续拥有先前享有的特权和财产（正如许多修道院和城市一样），甚至还可能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获得晋升的机会。因此在君士坦丁堡刚刚陷落之际，城中就出现了一群有钱有势的人，其中一些来自名门望族，另外一些则是新鲜面孔。这些人利用新建立的政权所提供的机会，通过投资商务企业而发家致富。他们肯定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就已经有了资金，但那时政局动荡，加上有来自意大利商人的大肆竞争，使得他们不愿动用这些资金。但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因为他们熟悉当地的社会结构以及商业模式，这些优势也让他们受到了来自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的青睐。这方面的一位代表人物就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大臣托马斯?卡塔博勒诺斯（ThomasKatabolenos）。当时奥斯曼帝国实行的包税制、国家垄断行为（例如对盐的垄断）和通行税，都为这些人提供了赚钱赢利以及建立人脉的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和那些从拜占庭归顺奥斯曼帝国并在朝中手握大权的显赫人物［例如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外甥梅希?阿里?帕夏（MesihAliPasha）］有关联。因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最初几十年中，奥斯曼朝廷里身居显位的重臣之中不乏来自坎塔库泽努斯或帕里奥洛格斯家族的人。在这期间，他们官运亨通，因为越来越多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富人向他们交出赎金来换取人身自由。此外，很多贵族也从新近被征服的地区（例如摩里亚和特拉比松）来到君士坦丁堡，希望能够在这里设法融入权力机构。在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脱颖而出，进入了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圈并向穆罕默德二世提议把君士坦丁堡恢复为牧首教区，从而可以强有力地吸引希腊人重新回到城中居住。于是在君士但丁堡陷落6个月之后，一名叫作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GennadiosScholarios）的修士被奥斯曼苏丹亲自释放（从而使他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效忠于苏丹）。奥斯曼苏丹宣布委任他为新的牧首，而他只需获得主教会议认可即可上任。苏丹给牧首授予了一些特权，但并不是把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组织机构，因为这根本不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法律规定。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有权管理正统教信徒并处理他们的法律事务，说明牧首这个位置最初至少还是享有一些特权的。在年之后的前几十年，牧首可以不用交税。牧首的职责包括管理现有的教会和修道院资产（即经过奥斯曼帝国大规模的收缴活动之后剩下的那部分财产），并且在正统教内部实施家庭法管理。年之后，牧首的更替情况就很清楚地揭示了这里面的微妙关系：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前后出现了11任牧首，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本人就担任了其中的3任，而他后来的继任者中一名叫作西米恩的也担任了两届牧首。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作为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第一任正统教牧首，他的事迹在人们的传说中已经被蒙上一层神话般的光环。实际上，他在担任牧首（他曾经辞职3次，分别是在年、年和年）期间，既要遵从（经常更换的）苏丹的旨意，又要应付希腊贵族给他施加的压力，因为教会从希腊贵族（阿肯提斯）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要支持。也就是说他要探索出一条能够成功渡过这条危险水域的道路，而这样的任务显然太过艰巨，并且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于是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对自己的教会人员采取了一种宽松纵容的态度——当然，如果要让正统教信徒们团结起来，这也是必须采取的基本步骤，但这就触怒了许多以前支持他的人们。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在这一重要时刻显示出了他灵活应变的能力，例如他允许那些失去配偶（或以为配偶已经死亡）的人们可以续弦再娶。因为这位牧首已经逐渐意识到，教会不可能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自存在。事实上，在某些时候，教会信徒们甚至觉得教会其实代表的就是奥斯曼政权，并且教会还承担起了团结人民的作用。然而，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们一样，都认为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已经预示着他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年标志着第7个千禧年的结束，而这意味着人们必将面临所谓的“末日审判”（在年左右发生过类似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正统教的“纯洁性”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当然，奥斯曼政府是支持正统教宣扬这种思想的。当那些以前属于拜占庭而后来属于拉丁人的领土被征服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就迅速在这些地方重建了正统教的教会结构。而牧首也颇具时宜地宣布断绝了和西方教会的一切联系。在吸引人口搬迁到君士坦丁堡这个直接目的达到之后，尤其是当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70年代发动的一些军事战争所消耗的资源与日俱增时，这些因素都造成牧首最初能够享受的一些特权待遇逐渐开始受限。此外，更重要的是，以前关于奥斯曼政府和基督教牧首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调整的状态当中——主要体现为牧首和苏丹之间的私人关系，但现在这些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固化，奥斯曼政府强制性地规定牧首在获得特权之时，必须每年支付固定数额的税金。这笔税金最初只是偶尔在教众中收取，但后来渐渐演变成一种惯例，被强行摊派到正统教信徒身上，他们就是“卡诺尼康”（kanonikon），一个从拜占庭时代就存在的基督教徒群体。此外，奥斯曼帝国还要收取管理教会和修道院的费用、市场税，并且在特殊日子还要收礼（例如在举办了婚礼庆祝仪式之后）。但是，由于奥斯曼帝国征税的额度越来越高，牧首们也发现这些赋税越来越难收取。于是，体现阿肯提斯作用的关键时刻到了。阿肯提斯通过帮助教会人员贷款交税的方式，开始成功地插手教会的管理事务，他们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左右牧首的人选。由于阿肯提斯主要是希腊贵族，因此正统教也就仍然算是一个属于希腊人的组织机构。显然，穆罕默德二世对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历史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从小就在权力圈中长大（在他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曾考虑让位于他），并且他在21岁的时候就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似乎非常尊重拜占庭的神圣物品和遗留文物，他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放入国库，并且根据一些不太可靠的传说，他还特别崇拜一张圣母图像。此外，他还在王宫中建立了一所希腊档案馆（但直到年才出现了用希腊文写作的正式宪章），收集了许多他雇人抄写的手稿，从而扩充王宫的藏书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有一位叫作克里托布罗斯（Kritoboulos）的宫廷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了一部相当于拜占庭皇家历史的作品，只是他把主角换成了当时的奥斯曼苏丹。许多希腊作家大肆赞美穆罕默德二世，极尽赞颂之能事，其中所用之词，就和他们以前为拜占庭皇帝们歌功颂德时使用的字眼完全一样。穆罕默德二世在执政的最后10年之中让一位威尼斯画师进入了他的宫廷。这次召见的结果就是产生了真蒂莱?贝里尼那幅著名的画作，现在珍藏于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它标志着一个新兴的奥斯曼帝国的雄才大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世界交汇在了一起。穆罕默德二世的继承者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Ⅱ，～年在位）不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欣赏拜占庭或威尼斯艺术，事实上，他还把自己父亲的这些艺术收藏品拿去卖了。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聘请重要的文艺复兴人物来帮助自己进行建设，例如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俩人都被他请来设计伊斯坦布尔的桥梁，不过这些艺术构思最终没有付诸实现。图9-2　真蒂莱?贝里尼（GentileBellini）在年为穆罕默德二世临摹的画像。王冠象征着这位伟大苏丹所征服的领土范围（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领土特拉比松）。如果光凭这些历史小插曲就认为奥斯曼帝国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世界能够和平融洽地相处下去，那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了。拜占庭帝国的覆灭以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显然给整个基督教世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人文主义者哀叹珍稀手稿的大量流失，将其比喻为荷马和柏拉图的“再次离世”。其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发现自己现在的居住地正在面临奥斯曼帝国扩张威胁的人，例如意大利和匈牙利，只能是满怀惊恐地揣测这些土耳其人下一步的侵略矛头将指向何方。到了年，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奥特兰托（Otranto）的时候，情况就显得更是如此。虽然这次危机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奥特兰托在第二年就被那不勒斯重新夺取，但我们可以想象，在离罗马仅英里（约千米）之遥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一座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基地，这个事实会让当时的人们陷入何等惊恐的境地！“拜占庭”在欧洲在影响人们如何看待奥斯曼帝国形成的威胁，以及如何从中吸取教训方面，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拜占庭难民和其他一些幸存者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一些威尼斯水手砍断横在金角湾水面的铁链，并趁着奥斯曼士兵攻入该城时造成的混乱局面，成功地穿过封锁障碍时，大批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蜂拥而至，登上了威尼斯和热那亚派来的船只。他们就这样乘船到了希俄斯岛和克里特岛，然后很多人又从那里到了意大利，其中一些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包括帕里奥洛格斯、坎塔库泽努斯以及拉斯卡利斯等家族的后人。贝萨里翁以前是拜占庭帝国在尼西亚地区的大主教，后来他皈依了罗马教会。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之下，人们很快就开始酝酿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十字军运动来夺回君士坦丁堡。教皇庇护二世（PiusⅡ）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在他积极地组织和推动下，于年在曼图亚（Mantua）召开了一次冗长的宗教大会。来自全欧洲的各国代表们在一起讨论了8个月的时间，而贝萨里翁和教皇终于让他们相信：如果不制止奥斯曼帝国的进攻行为，意大利和匈牙利就会重蹈覆辙，很快也会被土耳其人征服。经过他们的努力，与会代表们原则上对于这次十字军行动的后勤保障和细节安排达成了共识，但事实上这些方案一直没有付诸实践。教皇和贝萨里翁俩人坚持不懈地通过宣传鼓动来促成这次行动，而当时由于出现了印刷术，这使得他们可以用比以前更轻松的方式发出号召、宣传并组织十字军东征。在年，庇护二世甚至给穆罕默德二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件，在信中他既赞扬了这位苏丹的美德（甚至将其和君士坦丁大帝相提并论），同时又谴责他迫害信奉基督教的子民的行为，并敦促他赶紧皈依基督教，从而获得不朽的光荣。但这封信是否真的送出去了都让人值得怀疑。年，庇护二世在筹备一场小规模的十字军东征时在安科纳去世，而他所付出的这些努力也随他的离去而烟消云散。贝萨里翁给拜占庭难民中一些最著名的人士提供了资助。例如，托马斯?帕里奥洛格斯（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兄弟以及摩里亚地区的共帝，于年在罗马去世）的子女正是被贝萨里翁所收养。安德鲁、曼努埃尔和佐伊三人可以从教皇手中领取一份薪金，并且贝萨里翁在有生之年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他还安排佐伊［她改名为索菲娅，后来成为伊凡四世（IvanⅣ，绰号“恐怖者”）的祖母］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vanⅢ）。但贝萨里翁不仅仅是一名教士，一位十字军东征的鼓吹者，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从15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他和另一名重要的流亡人士——来自特拉比松的乔治，就柏拉图是否比亚里士多德优秀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贝萨里翁为柏拉图写了一篇气势磅礴的辩护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他挚爱的老师普莱桑的作品进行辩护，在这篇文章的帮助下，他成为这场论辩的胜利者。贝萨里翁虽然自己没有创作出具有开拓性的重要作品，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资助并培养了一大批流浪在外的拜占庭学者，帮助他们在意大利立稳脚跟。自14世纪晚期以来，意大利十分需要能够教授希腊语并誊写珍贵手稿的希腊教师。于是在当时，拜占庭学者的谋生之道既可以选择作为教师，也可以选择作为抄写员，为那些富裕的人文学家抄写他们珍爱的手稿原本。此外，他们还可以把重要的希腊文本翻译成拉丁文，然后把这些资料的原文和译本一起交付印刷。在这方面，虽然最早的印刷作品不是出自威尼斯，但一些更出名的精美的早期印刷品肯定是在这里制作出来的，它们在拜占庭流亡人士的投资支持下，出自威尼斯的奥尔德斯?马努蒂尔乌斯（AldusManutius）印刷厂。这些印刷品中最让人惊叹不已的成就，就是在～年出版的希腊语版本的四卷本亚里士多德作品集。威尼斯由于对希腊文本的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