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治疗的费用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513569.html译者的话致中国读者葛兰西家族和葛兰西夫人舒赫特家族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
译者的话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之―，担任过意共总书记、第三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早年创办《新秩序报》，并领导工厂委员会的革命运动，后来又在意大利议会中领导共产党党团进行团结民主力量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他于年被墨索里尼下令逮捕，并被非法判处二十年徒刑，在狱中度过了十一年的漫长岁月。他在极为艰苦的监禁条件下，不顾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一直坚持学习和写作。今天，他的《狱中札记》和《狱中书简》已受到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重视，并对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有深远的影响。 本书著者朱塞佩·费奥里是意大利著名记者，有威望的社会政治评论家，曾任《国家晚报》社长，现在是参议员。他于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随意大利前外贸部长和前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到中国采访。由于著者于一九二三年出生于撒丁岛，是葛兰西的同乡，特回故里访问了葛兰西的亲属、同学和战友，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目前尚未发表过的往来信件，写成这本内容比较全面的传记。这对我们了解葛兰西生平事迹和意共历史，以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称道的葛兰西思想，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因此将它全文译出。在译完本书后，又蒙著者寄来《致中国读者》一文，扼要地介绍了葛兰西的主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在此深致谢意。
致中国读者
当中国读者拿起这本书、并渴望更多地了解一位为反法西斯事业献身的伟大战士时，我应该做个说明；更确切地说，我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意大利之外，甚至在更遥远的大陆（从拉美到日本)，人们对葛兰西的兴趣越来越大？从他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写下自己思考的问题起，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他人格的哪些方面使他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我们可以马上回答：这位政治领袖和伟大的知识分子如此“走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许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不足以说明“葛兰西这位罕见的人物”。 —九二一年，他在里窝那参加了创建意大利共产党的工作。从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起，他又重建了意大利共产党，也就是说他曾为使党摆脱当时以宗派主义为中心的“左派幼稚病”而斗争。今天，意大利共产党已是西方最强大的共产党，它力图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十月革命具有普遍意义的精髓，以便制定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这一点应该归功于葛兰西。因此，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杰出的政治领袖，但是他们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已经淡漠，他们的思想已不再有任何影响了。而我要指出的是，葛兰西还不仅仅是一位政治领袖。 —九二六年，当他三十五岁时，他被墨索里尼投入了监牢。当时，他体质虚弱，病魔缠身。长达十一年的囚禁生活逐渐毁坏了他的身体，可是他并没有屈服。只要他谦恭地恳求宽恕，保证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就能够重获自由，并入院进行治疗。但他认为，请求宽恕便意味着道义上的自杀，而宁愿继续坐牢，尽管他知道不进行治疗将加速他的死亡。可见他是一位英雄。然而，在反抗纳粹法西斯暴政的历史上，英雄业绩比比皆是。为什么人们(不仅在意大利)至今还特别重视葛兰西的殉节呢？ 在狱中，他与撒丁岛的家人和在莫斯科的妻子及年幼的儿子德利奥和朱利亚诺（他的妻子在他被捕前不久才怀上朱利亚诺，葛兰西从未见过他）保持着联系。他在狱中写下的书信是当代的文学杰作之一。这些书信言简意赅，从不使用华丽的词藻，因此更加扣人心弦，富有诗意和感染力。就连他的政敌、自由主义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也承认这些信件的伟大文学价值。 然而，葛兰西首先是一位具有非凡创造性的思想家。南斯拉夫学者维科斯拉夫·米凯钦写道：葛兰西的许多“思想和论述不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和意大利人民是重要的，而且对全人类也是重要的”。匈牙利学者蒂博尔·胡萨尔认为，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 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列宁主义理论，对葛兰西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吋他还坚信，革命的战略必须符合意大利的特殊情况，必须创造性地吸取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他一贯认为，每个国家必须把本民族的历史经验与国际进程结合起来。可见，葛兰西从三十年代初就开始拟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现代战略。南斯拉夫学者维科斯拉夫·米凯钦认为这个战略包含有通往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观念”。 葛兰西这位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一贯反对教条主义。从葛兰西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不再是仅仅反对各种露骨的反动理论的历史，也不再是仅仅反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倾向，即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而且还反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左倾”教条主义了。 葛兰西在一九三〇和一九三一年前后撰写的《狱中札记》中说，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里，“某项法律可能遭到下述人的破坏，第一，被这条法律剥夺了权利的反动社会成员；第二，受这条法律压制的进步人士；第三，还没有达到这条法律所代表的文明水平的人。如果一个政党努力使被剥夺权利的反动势力受到法制的约束，并把落后的群众提高到新法制的水平，那么这个党的作用就是进步的。相反，如果它企图压制历史上的有生力量，它的作用就是退步的。”他还写道：“当党是进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意义上的民主)；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官僚主义集中制意义上的官僚)。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是警察机关。” 这就是为什么葛兰西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学者和党员仍然求助于葛兰西的原因。在西方，这份现存的理论遗产帮助人们在不同的国情下，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东欧，据维科斯拉夫·米凯钦认为，这位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已被许多人所接受，并把他当作“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典范，从而也当作批判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的可贵盟友。” 我这里仅仅提到葛兰西人格中的两个方面：创造性和反对教条主义。如果中国朋友读完这本书以后，还想更多地了解这位反法西斯烈士的人品和思想的话，那将使我为本书付出的劳作而感到欣慰。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生动地了解这位为当代世界文化作出了宝贵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朱塞佩·费奥里一九八二年九月于罗马
葛兰西家族和葛兰西夫人舒赫特家族
(只限本书中提及者，括号内为爱称或别名)
葛兰西家族祖父杰纳罗祖母特雷莎·冈萨雷斯姑母里乔夫人（本名不详）伯父切萨雷伯父铁路监督（本名不详）伯父尼科拉（尼科利谁）父亲弗朗切斯科（奇奇洛）母亲朱·马恰斯（佩皮娜）姨娘格拉齐娅·德洛古（佩皮娜的同母异父妹)哥哥杰纳罗（纳纳罗）侄女埃德梅娅（梅娅）姐姐格拉齐娅（格拉齐埃塔）姐姐埃玛安东尼奥（尼诺）妻子朱莉娅·舒赫持（尤尔卡）长子德利奥（德尔卡）次子朱利亚诺（尤利克）弟弟马里奥弟媳安娜·马费伊一帕拉韦奇尼妹妹泰雷西娜妹夫保罗·保莱苏弟弟卡洛舒赫特家族父亲阿波洛姐姐娜迪娜姐姐塔齐娅娜（塔妮垭）姐姐埃乌杰妮垭（杰妮姪）姐姐安娜姐夫泰奥多罗·扎贝尔朱莉娅（尤尔卡）安东尼奥·葛兰西（尼诺）弟弟维托里奥前言
葛兰西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写道：“我收到了孩子们的照片，感到很高兴，这一点你是可以想象的。我还感到很满意，因为我亲眼看到照片后才确信他们是有身躯和四肢的。三年来，我只见过他们的头像，于是我就起了疑心，以为他们已变成那种耳边无翅膀的小天使了。”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给葛兰西画一幅充整的画像，给他的头（即大家所熟悉的葛兰西作为伟大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的形象）增添“四肢和身躯”，也就是増添那些从幼年到成年在饥饿，爱情以及长期受折磨致死的日子里足以帮助我们了解他“整个”人的面貌的因素。除此以外，别无他求。因此，这里特别描绘了尼诺·葛兰西①的形象。 我深切地怀念杰纳罗·葛兰西，他悲惨地死于年10月30日发生在罗马的车祸。当时，这本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杰纳罗已写成。 感谢泰雷西娜·葛兰西，她让我参考了至今尚未公开发表过的书信。 感谢埃德梅娅和卡洛·葛兰西。 感谢阿丰索·莱奧内蒂，埃尔姗·富比尼和伦佐·德费利切。 感谢莱奧妮德·佩里利，我从她那里得到了有关舒赫特家族的情况与材料。 感谢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吉拉扎村的朋友们，他的童年时期和小学时期的同伴与同学，他的初中与高中时期的同学，他在都灵期间的朋友们，以及他的那些战友与狱中难友和那些乐意提供有关他的个人生活情况的人。
朱·费奥里
第一章
葛兰西一家居住过的那幢红色平房，是用火山岩浆形成的石头盖成的。它座落在古拉扎村的中心。这个大村庄位于巴里加杜高原上，在奥里斯塔诺和马科梅尔之间。现在，商人安蒂奧科·波库先生住在那里，并且在那里开了个服装百货店。他认识尼诺·葛兰西（在这里人家都叫他安东尼奥）的父母：奇奇洛先生和佩皮娜·马恰斯。当人们来这里参观那幢房子时，就可以听到关于这位伟大的撒丁知识分子的家庭情况。 安蒂奥科·波库介绍说:“弗朗切斯科·葛兰西，我们称他为奇奇洛先生，年来到这里时还很年轻。他第一次找到工作时，只有二十一岁。他离开自己出生的城市加埃塔，来这里掌管地产登记处。他象许多其他从第勒尼安海彼岸来的大陆人士一样，当时也许只想在这里居住不长的时间，因为当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都必须在不舒适的地方度过几年。结果他在这里结了婚，度过了余生。除在阿莱斯和索戈诺工作过几年外，他一直住在我们现在谈话的这幢房子里。后来，他也带着口音讲我们的方言，有的人开始叫他为葛兰西大叔。他在古拉扎村居住了五十六年后，于年去世。” 有人在书中写到，大家也普遍认为，安东尼奥·葛兰西出身很贫寒。安蒂奥科先生却轻轻地摇了摇头，不同意地说:“不是的。安东尼奥的父亲奇奇洛先生有高中毕业文凭，学过法律，想成为律师。一直到其父去世时为止。父亲死后，他不得不找工作，据我所知，奇奇洛先生的父亲是位宪兵上校。从尼诺·葛兰西的母亲马恰斯家族方面看，也是属于那种既不很富裕但也不贫寒的家庭。”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听安东尼奥的大哥杰纳罗谈过。他说，“我知道，有一次甚至连陶里亚蒂也把尼诺写成是农民家庭出身。后来，有名望的传记作家们都把尼诺写成是农民家庭出身。然而，他们说的都不符合事实。” 他回忆说：“正是尼诺本人在一封狱中来信中指出了我们的家庭出身，我可以对他提供的那些材料作这样的补充：我们的曾祖父葛兰西是希腊shy;—阿尔巴尼亚人。年人民暴动中，也许暴动后，他逃出伊皮鲁斯，并且很快成为意大利人。他在意大利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杰纳罗，我的名字就从他那儿来的。我们的这位杰纳罗祖父是波旁王朝的宪兵上校。他与特雷莎·冈萨雷斯结婚。她是那不勒斯一位律师的女儿。她山生在意大利南方的一个意大利人与西班牙人混血的家庭里。这个家庭象许多其他家庭一样，是在西班牙统治结束后留在那里的。他俩生了五个孩子，爸爸是最后一个，他于年3月生于加埃塔，即在恰迪尼将军的军队围困该城以前的几个月诞生的。波旁王朝结朿后，祖父当了宪兵，军衔一直是上校。他去世时还很年轻。五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嫁给了加埃塔的富翁里乔，一个儿子是财政部的官员，另一个儿子先担任罗马火车站站长，后来又担任铁路督监，三伯父尼科利诺是个军官。爸爸的运气最不好，祖父去世时他正进修法律，由于他需要找个工作，撒丁的吉拉扎村房产登记处又正要用人，于是他就去了。尼科利诺伯伯也被派到撒丁，他最初在马达莱纳岛，以后到萨萨里，最后到奥齐埃里。他是个上尉军官，掌管一个炮兵仓库（并在那里去世）因此，我父亲的家庭是个典型的条件良好的南方家庭，是国家机关的中级宫员家庭。” 那么佩皮娜·马恰斯又是何许人呢？杰纳罗对作者说：“我们的母亲是泰拉巴村的马恰斯家与吉拉扎村的科里亚斯家生的女儿。外祖父是税务局的收税员，此外，他还有点财产。总之，马恰斯一家是个中等家庭，按我们的话说光景不错。当然，是我们村里人所理解的那种不错，即有房子，有点土地，有吃有喝，生活过得去。” 佩皮娜·马恰斯生于年，比奇奇洛·葛兰西小一岁。她细高个子，窈窕可爱，在吉拉扎村的年轻姑娘中是出众的（阿莱斯村的一位从年较时就认识她的裁缝对作者说：“她是欧洲式的打扮”)，是属于那些一眼就能使人看中的姑娘之一，她只念过小学三年级，什么书都读，甚至读过薄伽丘的书。当时在人们看來，会读书，会写字，特别是对一个女子来说，是高人一等的。弗朗切斯科向她求婚，在坎帕尼亚自己老家的亲人们却极力反对，尤其是他妈妈这一关通不过。他是上校的儿子，差不多要成为法律系大学毕业生了，娶一个微贱家庭出生的姑娘为妻，太不相称了。但不管家人如何反对，他们还是结婚了。当时她二十二岁，奇奇洛二十三岁。第二年，即年，生了杰纳罗。不久后，他就被调到阿莱斯村的登记处工作。在那里生了其他几个孩子，年生了格拉齐埃塔，年生了埃玛，后来，于年1月22日生了安东尼奥。在他出生后七天，即1月29日，为他洗了礼。 葛兰西全家都信教吗？在离吉拉扎村不远的博纳卡多小村庄里，作者找到了杰纳罗的女儿埃德梅娅，葛兰西在狱中来信中曾多次地、大段大段地提到过她。她四十五岁了，头发已经灰白。她是一个医生的妻子，在小学教书。关于奇奇洛与佩皮娜·葛兰西的宗教信仰情况是她告诉作者的u 她说：“祖父不常做礼拜。但是，我记得在他临终前的几个月里，他病在家里，很愿意让那个经常来拜访他的神父给他作伴。‘您知道吗？您很象乔苏埃·卡尔杜奇①’，神父有时这样对他说。于是他们成了朋友。他们在一起谈论一切。在临死前，祖父要求忏悔。较为经常做礼拜的是奶奶。每逢星期日，天刚亮她就去教堂。后来她病了，很少出家门。但是，即使在那时，特别是尼诺叔叔被关进监狱后，她一直乞求上帝。我老听她这么说：上帝啊，我的上帝，我不求你什么，我不求你给我别的，只求你给我支持下去的力量……临死前，她把我叫到跟前，赠给我几张神像作留念……” 此外，另一个近亲是老处女格拉齐娅·德洛古。她同佩皮娜是问母异父姐妹，一直同葛兰西全家住在一起，几乎是安东尼奥的第二个妈妈。我们从下面这封狱中来信中可以看到这种形象：
“格拉齐娅·德洛古姨娘认为，过去有过一位‘比索迪娅夫人’，她非常虔诚，所以在经文‘我们天上的父……’中经常提到她的名字。其实那并非名字，而是‘今日赐给我们……’②。她和其他妇女一样，都念成‘比索迪娅夫人’，并把她说成是一位过去的贵妇。那时，大家都去教堂，多少都是信仰宗教的。简直可以给这个想象中的比索迪娅夫人写本小说，使她更典型化。格拉齐娅姨娘不知对格拉齐埃塔和埃玛说过多少次：‘唉，当然你不象比索迪娅夫人那样好！’”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洗礼仪式特别隆重。他并不是由当时阿莱斯堂区主任司铎马龙朱神父给洗的礼。我们看到堂区出生登记簿上是这么写的：给孩子洗礼的是“非常著名的、十分可敬的神学家、总代理人塞巴斯蒂亚诺·弗劳”（教父是马苏拉斯的公证人弗朗切斯科·普克塞杜骑士)。
①乔苏埃·卡尔杜齐（—），意大利诗人，晚年信奉天主教。——译者 ②这是《圣经》中经常被人颂祷的一句话，见《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天国降临，我们需要的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其中之一，“今日赐给我们”的拉丁语为“donanobishodie”，与意大利语的“比索迪娅夫人”读音近似。——译者
阿莱斯村有人记得那次仪式的热闹场而。一直当裁缝、现在已退休的尼科利诺·图尼斯骑士回忆说:“我们两家关系很好。奇奇洛先生和在法庭传达室当门房的我爹经常在一起，佩皮娜太太是我们家的常客。她是我姐姐的教母，所以我的姐姐也叫佩皮娜，这是对教母表示敬意。尼诺·葛兰西洗礼时，我才十岁。我记得那天是多么快活啊！从吉拉扎村送来许多甜点心，并且有很多人前来向小孩表示祝贺，我是杰纳罗的同学。我还同格拉齐埃塔和埃玛一起玩过，但是她们比我小得多。我抱尼诺不知抱了多少次。他是个金黄头发的漂亮孩子，蓝眼睛，奇奇洛先生被调往索戈访时，他就离开了阿莱斯，那时他还很小。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在阿莱斯找不着葛兰西的纪念物。奇奇洛先生离开之后，他们住过的房子被一位名叫梅利斯的神父占用了。后来，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被用作法西斯党部的办公室。现在，底层已成了酒吧间，招牌上写笤“体育酒吧”。大门口那块于年安置的石牌，儿乎被周围的苦味酒，开胃酒和饮料的金属招牌湮没了。年以前，即在卡利亚里一个委员会里提出在葛兰西出生地设立纪念牌之前，在阿莱斯只有少数人知道有这么一位著名的同乡。 安蒂奥科·波库对作者说：“他大约是在一周岁时去索戈诺的，在那里一直呆到七岁，但是，夏天的几个月，他不是在那里度过的（夏天全家人都回到吉拉扎村)。这段时间，他们的家庭成员增多了，因为年生了马里奥，年生了泰雷西娜，年生了卡洛。年，他们最终又回到了吉拉扎村。从此以后，奇奇洛先生和佩皮娜太太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这次回来是很悲惨的。由于地方上的政治纠纷酿成了严重事件，这使奇奇洛·葛兰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失去工作和进监狱。这一切都是从年的政治大选开始的。
①安东尼奥·葛兰西牺牲十年以后，他的同乡和自由人为了纪念他，诚心诚意地在他出生的房子的门口安置了这块石牌。——原注
历史学家贝利埃尼写道，上世纪末在撒丁岛“公共活动是不被鼓励思想辩论的，各政党只不过是少数头面人物的一群门客而已。”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奥齐埃里的众议员弗朗切斯科·帕伊斯·塞拉的直接证明材料。年12月，克里斯皮曾让他对撒丁岛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治安问题进行调查。一年半之后，即年年中，帕伊斯·塞拉在呈交给迪·鲁迪尼首相的报告中写道：
“除了少数城镇居民外，大家分不清什么是保守派，什么是自由派；什么是民主派，什么是激进派。至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政治上的教权主义之类名字，则几乎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尽管各党派都很活跃、顽强、毫不让步、具有战斗性，但它们不是政治上的党派，也不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或地方利益的党派，而是些个人的党派，是一种狭隘的帮派体系……在这些最庞大的个人党派的卵翼下，丛生着各市镇的无数极小的个人党派。它们之间分歧的原因越是直接，日常接触越是必要，相互之间就越是妒嫉，越是残忍……它们从属于大党，那是为了换取大党在地方争执中对它们的有效保护和支持，特别是人身保护，以便从中捞取好处，在违法或犯罪时逃避制裁。”
帕伊斯·塞拉最后还写道：“这是一种后果更坏和更悲惨的臣属等级关系，它是根据古代封建的从属关系的样板建立起来的。” 年3月选举时，在伊西利选区，弗朗切斯科·科科·奥图同恩里科·卡博尼·博伊展开了激烈的竞选。该选区包括索戈诺，当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父亲正在那里掌管房产登记处。科科·奥图是个显赫人物，有长期的议员经历。他担任众议员职务已有二十一年了，并且曾在两届内阁中先后担任过农业部副部长和司法部副部长的职务，卡米洛·贝利埃尼认为他是“这种帮派情绪的主要代表”。可是，对于这个有势力的政府人物来说，回家乡亲自去竞选是困难的，而他的年轻对手是该选区的努拉古斯村人，此人除了在其老家那个村庄外，还在一些诸如托纳拉和索戈诺等重要居民中心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奇奇洛·葛兰西站在卡博尼·博伊一边。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无情的殊死搏斗。科科·奥图终于当选了（几个月后，当他首次担任迪·鲁迪尼内阁的农工商业部长时，他在那里的势力进一步增强了）。那么，那些科科派人物，即那些拥戴过科科的“妒嫉和残忍”的乡村小党派，在胜利之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还可以在众议员帕伊斯·塞拉的报告中找到：“在罗马究竟是什么政治纲领取胜，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本派系头头是否在中央政府中成为有势力的人物；如果是，他就可能统治撒丁岛。在那里，他以征服者的身分进行统治，给胜利者以恩惠，给失败者以惩罚。”奇奇洛·葛兰西属于失败者之一，面临着这种败局下的一切危险，包括成为“司法交易”的牺牲品。 年3月选举结束后过了数月，奇奇洛·葛兰西由于奔丧离开了索戈诺。在奥齐埃里掌管炮兵仓库的哥哥尼科利诺（刚四十二岁）于12月17日去世，因此他去参加葬礼，并且去看看是否能够让一直在尼科利诺那里寄读的杰纳罗继续学习下去。他刚离开，一份电报就从索戈诺发到卡利亚里。这份电报是敌对派利用房产登记处主持人不在的机会发出的，要求对房产登记工作进行稽查。当奇奇洛从奥齐埃里返回时，知道自己已被审查。 工作中的疏忽总是难免的，但登记处并没有混乱不堪。他被停职了，再也没有一个里拉的薪金了，便同全家回到了吉拉扎村。他在痛苦中度过了数月，一直担心进监狱。他终日闭门不出，心绪十分阴郁沉重。他已经三十八岁了，失去工作后更糟的事随时可能发生……年8月9日，宪兵速捕了他，其罪名是侵吞公款、敲诈勒索和弄虚作假。 在决定审判之前，奇奇洛·葛兰西一直被关押在奥里斯塔诺监狱里。年10月28日，卡利亚里的法院起诉科命令把他押送到首府。第二年，在卡利亚里进行了审判。当时，侵吞公款的案子是由巡回法院审理的。年10月27日由巡回法院正式宣布判决。判决书上写明罪情是“轻微损失，数目不大”，因为检察员查核对账目时发现亏空不多。但在当时，法律对类似的罪情并没有轻视。虽然根据“数目不大”判处最轻的刑罚，奇奇洛·总兰西还是被判了五年八个月零二十二天监禁。 从此，不幸落到了佩皮娜·马恰斯的头上。她肩负着养活七个孩子的重担。最小的儿子卡洛还在襁褓中，老大杰纳罗才十四岁（安东尼奥七岁）。在此之前，葛兰西全家生活虽然不富裕，却非常安宁。尽管拮据，但不欠账，每月还有点现金收入。这点钱特别在那种主要靠以物易物为生、很少有现钱花的地方是宝贵的。现在突然失去了薪金，而且弗朗切斯科入了狱，家庭情况就不同了。屈辱和极其贫困的时期开始了。祸不单行，近年来安东尼奥身上已经出现畸形发育的迹象。
第二章
在一封狱中来信中提到过的南内塔·库巴，对作者谈了葛兰西小时候的情况。她今年七十八岁，与格拉齐埃塔同岁，并且是格拉齐埃塔的好朋友。她住在吉拉扎村葛兰西家的对面，同葛兰西家的关系亲如一家。 她回忆说:“我们说，尼诺并不是生来就驼背的。相反，他小时候是个漂亮的孩子。可能体质弱一些，然而很漂亮，象朵花……他比我小四岁，我总逗他玩。我对他生病前的情况记得很清楚。他是个发育正常、凓亮的小男孩，有一头蓬松光亮的卷发，蓝蓝的眼睛。后来，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他的背上开始长出象核桃一样的疙瘩。从那时起，他就不长个儿了，又矮又小。可怜的佩皮娜大婶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治病。她心慌意乱，忧心忡忡。她让他躺着，用碘酒给他按摩，但毫无结果，疙瘩一天比一天大。后来，就让他去奥里斯塔诺右病，还让他去卡赛塔治疗。是葛兰西大叔带他去的，那里有一位名医。返回前，大夫说的治疗方法是把他恳挂在房梁上。家里人给他做了一个带铁环的胸圈，让尼诺把它套在身上。不是葛兰西大叔就是杰纳罗把他挂在天花板上，悬在空中。大家以为这是把他弄直的好办法，然而背后的突起部分越来越高，后来胸前也突起了，以后再也没有治好。尼诺个子一直是矮小的，长大时也不超过一米五。” 家里人把驼背的原因归咎于跌伤。安东尼奥最小的妹妹泰雷西娜·葛兰西对作者说，我多次听妈妈说，小时候的尼诺象朵花。有一天发现他的背肿了，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妈妈深感不安。 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把女佣人叫来，问道：是不是你把他摔到了地上？如果是这样，你要说实话。女佣人起初一直否认，可是最后她承认了。后来，经多方治疗，仍无效果。” 除了体形上的缺陷外，安东尼奥还经常生病，他本人后来曾这样写道:“我四岁时，曾经连续三天出血，身上的血几乎流光了，同时还抽疯。大夫们都认为我要死了，我的母亲给我准备了小棺材和小寿衣，并且一直保存到年左右。” 这个由于孩子体弱多病而很痛苦的家庭，现在又遇到了大祸：奇奇洛入狱。佩皮娜·马恰斯没有屈服。自尊心不允许她去乞求婆婆和几位兄长的帮助，因为结婚时他们对她不好。奇奇洛的兄长们家境都很好，姐姐也同一个财主结了婚，他们都有能力帮助她。然而，她宁愿一切依靠自己，决不低三下四地去求那些几乎不肯相认的亲属的帮助。 这个好强的、善于奋斗而充满活力的女性(丈夫被抓时她才三十七岁），以其最大的毅力想尽一切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她卖掉了从娘家继承来的一点地产，用这些不多的钱去支付律师的费用和维持家庭生活。另外，她还招了房客，让一位名叫维托雷·内西的兽医在家寄宿。当然，她首先是靠自己千活。泰雷西娜回忆说：“母亲在缝纫方面非常能干，她做好衬衣或者其他服装，然后拿去出卖，从中赚点饯。我们大家都还小，因此她还要照顾家里。为了挤点时间做缝纫活，她只好不睡觉。”过了许多年以后，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提起这段艰难的岁月时，这样描写他的母亲：
“我们能否做到三十五年前妈妈所做过的車情呢？能否象她——一位可怜的妇女一样，独自顶住可怕的风暴并且养活七个孩子呢？很显然，她的一生是我们的榜样，她的一生向我们表明，用顽强的精神去克服那些看起来甚至连意志坚强的男人也难于克服的困难，是多么的重要啊……她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作出了惊人的自我牺牲，如果是另一个女人的话，谁知道我们从小就会遭到怎样的不幸，也许我们几个谁都活不到今天。”
那时，安东尼奥在吉拉扎村上小学。母亲考虑到他的体质虚弱，让他去上学时已稍为大了一点，即七岁半了。为了不使他过于疲劳，她还挤时间关照他的学习。一年级时，他被送到一个有四十九名学生的班里，老师是伊尼亚齐奧·科里亚斯。二年级时是个新老师，叫切莱斯蒂诺·巴杜西。三年级时又是另一个新老师，叫路易吉·科苏。他一直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这几年分数都在十分与九分之间。他在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所上过的学校的制度是很落后的。另外，我的同学几乎都讲不好意大利国语，这种状况就使我处于优越的地位，因为老师只能按学生的中等水平上课。会流利地讲意大利国语给学习创造了条件，许多东西学起来就比较容易。”安东尼奥从小就勤奋好学，那怕是一张印有字的纸，一到他的手中，他就会狼吞虎咽地阅读起来。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也就使一切都变得容易了。他小时候的同学费莱·托里贾对作者说：“有一次，几个星期没有见到他，我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回答说，整天在家里看书。” 从那时起，在他身上已开始表现出不仅爱学习的倾向，而且喜欢实践活动。 他的亲属告诉作者：“他为自己做了一个特殊的淋浴装置。具体说，就是用一个金属大容器挂在一个带钩的钉子上。这个容器是铅桶做的，挂在厨房的天花板上。尼诺在容器上端扎了许多小孔，容器装满热水后，把它拉上去。只要用绳一拉，容器倒转过来，水就下喷供洗淋浴。” 由于他具有这种从事实践活动的能力，他还自做玩具、小船和手推车。后来他这样写道：“那时，村里的一位船夫向我借一艘纸做的双层甲板船，作为他做铁皮船的模型，这是我的最大成绩。”他还写道：“我对自己同卢恰诺(卢恰诺·古伊索是吉拉扎村药店老板的儿子）在一起玩过的院子记得很淸楚。我对那个水池也记得很淸楚。在那个水池里，我曾把自己用硬纸、芦苇、木棒和软木做的大船队放入水中，然后用‘子弹’击沉它们……我经常谈起古代的双桅船、拉网船、二桅船、帆船、三角帆……我感到遗憾的仅是卢恰诺的一艘用厚洋铁皮做的很结实的普通小船，几下子就把我的那些做工精细、甲板上和帆上有复杂装备的古式军舰给撞沉了。然而，我为自己的能力感到骄傲。” 后来，他又自己制造体操器械，他从小就有一种惊人的毅力，每天练习举重，决心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努力纠正生理上的缺陷。作者在泰雷西娜现在住家的院子里，看见几个圆石球。她告诉作者：“那是做杠铃用的。这些圆石球是尼诺在哥哥的帮助下亲自用大石块做成的。他们一起用凿子凿，后来他又长时间地琢磨，做成圆球。他做了三对重量不同的石球，共六个。各对球中间穿上木棒，那是扫帚把。当时，铁很贵，不可能装上金属棒。而且用木棒同样能很好地达到目的。每天早晨，尼诺有规律地举重，他希望自己变得结结实实的，手臂上的肌肉更丰满。举重时，他尽量坚持到体力支持不住时才停下来。我记得，有一次他连续举了十六下……” 泰雷西娜谈到这里时，内心非常激动，她是受宠爱的。在天资方面，她在三姐妹中是比较象安东尼奧的》她今年七十岁了，是邮局管理员保罗·保莱苏的妻子，守寡已多年。她面容白晳，待人亲切，梳妆打扮有些过时，老式的黑衣服，很讲究，但不引人注目。每当她回忆起那艰苦的岁月，目光里总流露出一种悲伤的情绪，似乎刚刚从恶梦中苏醒过来一样。她同丈夫一样，曾在吉拉孔村的邮局里工作过，年退休，现在整天关在家中，很少出门。她接着说：“当然，他的身体状况，体质上的不幸，可能对尼诺的性格形成产生了影响。他是有点内向的人，孤僻……尽管他不善于感情外露——因为他真的不是感情外露的人——但他对我们常常是温柔而亲切的，我是比他小四岁的妹妹，他溺爱我，他用自己仅有的一点钱给我买小报……” 作者后来还多次从安东尼奧小时的伙伴和同学那里听说过此类话，尽管他们说的多少有些出入。南内塔·库巴记得他是个“谨慎的人，而不是粗野的人”。费莱·托里贾说：“他小时是个郁闷的孩子。但是，如果谁同他要好的话，他就显得开朗，就会开玩笑……有一年，大概是年或年，我们一起去博扎海边游泳，当时是乘牛车去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都是在一起度过的。开始时同坐一辆车，后来又同在一个海滩上。我不能说尼诺·葛兰西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结伴使得他高兴，有时他甚至很快活。” 然而，他是不愿参加那些激烈的室外“战斗”游戏的。他的小学同学基基努·马梅利回忆说：“您知道他的体质情况?当然，身体畸形妨碍他参加我们的某些游戏。孩子们历来喜欢打闹，好斗气，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喜欢玩的游戏是体力和耐力的较量，而尼诺呢，更多的是站在一边观看。他很少同我们一起玩。在一般情况下，他是呆在家里看书，描彩色画像，做木制玩具，在院子里玩耍，或者去田间走走，我常常看见他同马里奥在一起。至于他兄弟，杰纳罗太大了，比他大七岁；卡洛又太小了，比他小六岁。” 这段时间，他常到圣塞拉费诺村边的蒂尔索河谷、坎佐拉的菜园和小溪边，以及阿巴桑塔村的玛丽娅·多梅尼卡·科里亚斯姨妈家去玩。他从小就读过《鲁滨孙漂流记》，那是在税务局官吏的妻子马扎库拉蒂太太搬家时，连同其他书一起作为礼品送给他的，这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曾这样写道：“如杲我的口袋里没有一些麦粒和用油布包着的火柴，我是不出家门的，这是为了防止万一流落到某个荒岛上而不得不依靠自己生存下去。” 他以捕捉蜥蜴，或者用石片漂击水面激起三四片水波，并听其响声来消遣。他特别喜欢偷偷地观察小动物的活动情况。
“有一年秋天，傍晚时分，天已经黑下来，但月光明亮。我和另一个男孩去果园里玩，果园里长的主要是苹果树，我们躲在树丛中避风。突然，从洞中钻出五个刺猬，两个大的，三个小的。它们—个跟着一个，直奔苹果树。它们先在草地上转了几圈，然后开始干起活來：嘴脚并用地滚动那些被风吹下来的苹果，将苹果一个挨一个地集中在一块小平地上。显然，落在地上的苹果是不够的。那只最大的雄刺猬，仰着脸朝四周看了看，挑选了一棵最弯曲的树爬了上去，它的配偶跟在后面。它们爬上了一根果实累累的树枝，开始有节奏地摇撼起来。它们的动作震动了树枝，树枝摇晃得越来越厉害，许多苹果又掉在地上。它们再把这些苹果滚到早先排好的那些苹果旁边，然后所有大小刺猬都竖起身上的尖刺，躺在苹果上。这样，苹果就扎到它们的身上。小刺猬扎进很少几个，而它们的父母各扎进七八个。当它们向自己的洞穴爬去时，我们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把刺猬装进了小口袋并带回家里。我要了刺猬的父亲和两个小刺猬，养了好几个月，它们在院子里自由走动。”
下面是后来回忆起的另一件事：
“有一天，我和弟弟去一位姨妈的地里，那里有两棵大橡树和几棵果树：我们是去捡橡子喂小猪的。这块地离村子不远。但是很荒凉，而且是在一个山谷里。我们刚来到这块地里，就看见一颗树下安祥地坐着一只大狐狸，它那竖起来的漂亮尾巴象面棋子。它一点也不害怕，向我们露出了牙齿，好象在发笑，并不是吓唬人。我们这些孩子对狐狸不怕我们感到很恼火。狐狸确实不害怕。我们用石头砍它，它只移动了一下，又重新开始嘲弄而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们一起把木棍抵在肩上，大声喊道：‘砰！’象开枪的声音一样。可是狐狸仍向我们露出牙齿，并不感到有什么危险。突然，听见了一声真的枪声，不知什么人在附近放的。仅在这时，狐狸才跳了一下，迅速逃走了。我远远地还看见它那全身的黄毛，跑起来象闪电一样，尾巴一直是竖着的，后来消失在树丛中了。”
那时还有宗教节。在圣安蒂内节时，塞迪洛教堂附近有动人的赛马，夜晚有微弱的电石灯光照亮的点心货摊，还有方言诗歌比赛的赛诗台。后来他在狱中给妈妈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能找到博洛塔纳村的皮里奥内·皮里西的后代沿街唱的撒丁方言歌时，给我寄几首来。如果在某个节日还举行诗歌比赛，请写信告诉我所唱的是什么？塞迪洛的圣科斯坦蒂诺节和圣帕尔梅里奥节还过吗？是怎样过的？圣伊西多罗节仍过得那样热闹吗？还让举着有四个摩尔人画像的旗帜游行吗？还有穿着古军装的首领吗？你知道，对这些事情我历来都是很感兴趣的，因此请你写佶告诉我，不要以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些情况只是一个侧面，它可能使人以为葛兰西过的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除了畸形之外，深深使安东尼奥不安的还有父亲被捕后家中可怕的贫困，以及这种不幸在心理上造成的影响。起初，只有老杰纳罗知道这场灾难。况且对一个这么大年纪的孩子隐瞒父亲的真实情况是很困难的。用善意的欺骗、隐瞒和编造假话来解释爸爸的长时间外出，只能对别人起作用。可是，佩皮娜·马恰斯在家里一直对这一悲剧守口如瓶。弗朗切斯科·葛兰西被关在加埃塔的监狱里，离他母亲所住的家只有几百米远。皮娜太太以其丈夫的名义寄给婆婆的明信片，都盖有吉拉扎村的图章。她不断地对孩子们说，爸爸去加埃塔看望祖母特雷莎·冈萨雷斯了。但是，在吉拉扎村这么小的天地里，这种解释父亲不在的离奇说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因为这一事件颇为闻名，当大人们悄悄地谈论此事时，葛兰西家的孩子们不可能不从只言片语、喑示和偶然听到的话语中，模糊地了解到他们的父亲长期不在家的真正原因。三十年后，当出现与此类似的情况时，安东尼奥从狱中给塔齐娅娜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德利奥隐瞒我坐牢的事，这恰恰没有考虑到他有可能间接地知道此事，而这种方式是孩子最不喜欢的。他会开始对他的教育者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并开始按自己的方式来想问题和安排自己的生活。至少我小时候遇到过这种经历，我记得很清楚……因此，应该说服朱莉娅。归根结底，对孩子们隐瞒我坐牢的事既不公平，也没有益处。当他们初次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的反应可能不愉快，因此，告诉他们的方式应有所选择。我想对待孩子们最好要象对待懂道理的大人那样，同他们严肃地谈论最严肃的事。这样能使他们产生很深刻的印象，砥砺他们的性格，特别是能避免孩子的教育机械地受外界环境和偶然情况的影响，奇怪的是，大人们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小孩，不考虑自己的亲身经历。至于我自己，我记得很清楚，每当我发现有人用欺骗的手段向我隐瞒甚至能使我痛苦的消息时，我是怎样地感到委曲，变得沉默不语，过着孤独的生活。我快十岁时，确实经常使妈妈感到头疼。我是那样地热衷于追求相互关系中的坦率和诚实，甚至有时不惜恶作剧地大闹一场。”
由于他小时候了解这一事实真相是通过最坏的方式，即不正常的途径实现的，他所受到的震动很大。这种内心创伤后来影响他与父亲的关系，以致多次发生误解、偏激行为和长期互不通信。这是一次留下深刻烙印的打击。安东尼奥长大后，曾这样掏出心里话说：“如果妈妈知道了我所了解的一切，如果她知道了那些事件给我留下的伤痕①，这会危害她这些年的生活的……” 当然，葛兰西成年后，对妈妈的热爱更强烈了，因为他懂得了妈妈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忍受着“极其严重的不幸和极其深刻的痛苦”。沮丧的心情使她象犯人一样呆在家里，天黑时才出门，而且只从院子的侧门进出。她披着一块黑头巾，避免走大街，沿着墙根一直走进附近的教堂。在教堂的角落里，长时间地祈祷，末了总是哭泣。
①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原注
第三章
年，刚十六岁的杰纳罗，在兄弟姐妹中第一个找到了工作，为财源涸竭的家庭作出了贡献，尽管数目有限。 泰雷西娜介绍说：“我们那时的生活十分贫困。妈妈是个顽强的妇女，当时她的精力还充沛，决心要同厄运作斗争。但是，尽管她不知疲倦地干活，七个孩子总是七个孩子，随着从马恰斯娘家继承来的一点地产卖掉后得的钱逐渐花光，维持家庭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我们节约的程度已达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我记得，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格拉齐埃塔、埃玛和我把点残了的牛油蜡烛的蜡收集起来，重新做成小蜡烛，以便尼诺在天黑后看书时再用。” 在新旧两个世纪交替的那几年里，吉拉扎是个资源有限的村庄，它既不是撒丁岛上最落后的村庄，也不是繁荣的村庄。这是由它的那种以农业为主的原始经济特点所决定的。 “吉拉扎村的人所干的农活有：收割牧草，种植葡萄，打柴，生产畜产品，围田种地。干活尽可能不雇用他人……村里的土地，家家多少都有点。正因为这样，村里才没有大量的剩余劳力去种植大片土地，同时也没有当雇工的农民，耕种和收割的季节靠换工。”①
①见米凯莱·利凯里：《吉拉扎村》。——原注
在这个村子里，“都是低矮阴暗的房子，弯曲难看的街道，传统古老的服装与服饰，宗族式的风俗”。农业刚刚脱离原始的落后状态，农民们习惯于观看“太阳艰难地升起和落下”。从年末开始的重新修改旧地产图（在这以前全靠目测）工作，促进了阶层分化。关于这一点，我在下边还要谈到。杰纳罗就在此时在地产登记所找到了工作，第一次拿到了薪金。 夏天，安东尼奥念完了小学二年级。他所取得的成绩(三门功课十分，一门功课九分，两门功课八分和一门功课七分），并不能明显地证明他有神童的才干。尽管小葛兰西不是许多圣徒传记中所描写的那种早熟的天才，但是他比所有其他孩子都要强得多。因此，他就有了要跳一级的想法。
“我念完小学二年级后，曾想在11月参加跳级考试，以便跳过三年级上四年级。我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可是当我向教务主任递交申请书时，他突然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宪章①八十四条吗？’我只读过课本中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对这些条款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这对我是个可怕的警告。这个警告之所以给我印象如此之深，还由于前一年的9月20日我提着威尼斯式小灯首次参加了纪念游行。当时，我同其他人一起高喊：‘卡普雷拉的狮子②万岁！斯塔列诺的死人③万岁！’（我不记得究竟是喊了斯塔列诺的死人呢还是斯塔列诺的预言者，说真的，可能两者都喊了。）当时，我认为，我一定能通过考试，并能取得当选民的法律资格……可是，我却不知道宪章八十四条。”
①宪章指意大利王国宪法。——译者 ②指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他退伍后隐居在撒丁岛东北的卡普雷拉岛上，死后葬在那里——译者 ③指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另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玛志尼。他死后葬在热那亚著名的斯塔列诺公墓里。——译者
—学年，他按常规上完三年级。此后，他上四年级时的老师是彼特罗·索特朱骑士，此人正是教务主任，讲授宪章八十四条。在期末考试时，他幸好未遭难，十一门功课十分，一门九分，两门八分(体育和劳动）。他已十一岁了。年夏天，假期到了，他同杰纳罗一样，到地产登记所去工作了。 并不是他有足够好的身体条件可以在这种年龄开始工作，而是家里经济情况越来越坏，需要大家想办法挣饯，包栝小孩，安东尼奥应该适应这种情况。“我从小就自己拿主意。我十一岁就开始工作了，每月足足挣九个里拉(即意味着每天挣一公斤而包)，毎天工作十小时，包栝星期天的上午。我整天搬运比我还重的注册簿。我多次在深夜里偷偷地哭泣，因为我浑身疼痛。”肉体上的疲倦对一个生理上已有缺陷的孩子，不能不产先心理上的反应。身体上的痛苦，加上由于父亲坐牢而产生的沮丧、家庭中的沉闷气氛，以及不可避免的照顾不周（尽管在家里大家都关心他；房间布置得尽量好，饭菜也较好)，这一切使他越来越悲伤。后来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多年来我一直习惯于这样想，我是绝对不可能被人喜爱的，这几乎已命中注定……我从十岁起就开始对我的父母抱这种想法。我被迫作出的牺牲太多了，我的身体如此虛弱，以致我确信自己是家中的受难者和外来者。这些事是很不容易忘记的，留下的烙印比想象的要深刻得多。”
南内塔·库巴对作者说：“安东尼奥有时也笑，也玩……只是他的笑不是孩子的笑。我从未看见他愉快地笑过。” 小学五年级（—)是他在小学时取得最好成绩的一年:作文十分，听写十分，算术（笔试与口试）十分，转述课文和解释语法概念十分，历史和地理十分u 现在小学毕业了，以后怎么办？吉拉扎村距离设有中学的本岛城市实在太远了。在城里住宿需要花钱，而佩皮娜·马恰斯却缺少钱。这样，尽管安东尼奥·葛兰西小学毕业时门门功课考十分，其遭遇也象其他许多穷孩子（不仅他们村的）一样，必须放弃学业。家庭的贫困，以及在地产登记所当报酬很低的临时工，阻碍了他去上中学。葛兰西全家同大陆上①的伯伯们没有任何来往：佩皮娜·马恰斯从来没有打算把安东尼奥寄放到他们家里去，而这个孩子也很象他妈妈，自尊心强，绝对不干使他妈妈丢脸的事。送去寄读的做法(象杰纳罗那样，把他寄放在奥齐埃里的尼科利诺伯伯家里上几年中学）可能行得通，但没有这么做。安东尼奥至少在父亲出狱前应该忍耐，不再继续上学。但是，放弃上学并不是毫无怨气的，不能上学使他易于动怒，在他心里第一次产生了反抗的情绪，他继续过自己的孤独生活，对一切显得冷淡，说话带刺，而且有点挖苦人。二十年后，他绐妻子朱莉娅的信中写道：“我从小过的孤独生活，使我习惯于把自己的内心世界隐藏在严厉或者讥讽的笑容后面……这种状况对我是有害的，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也长期处在一种十分复杂的状况之中。” 这段时间，只有比他小两岁的弟弟马里奥才能说服他。大家把马里奥说成是既古怪又快活的人。 泰雷西娜说:“马里奥一直使全家快活。在性格方面他与尼诺完全相反。尼诺是安静的，马里奥却是不安静的，爱吵闹，并且有些近乎滑稽的古怪。尼诺寡言，马里奥却只有当他的嘴巴被缝上时才会不说话，家里的猫很久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他让而包师给烤熟了。我记得，有一次妈妈把他关在家里，为了不让他跑掉，她脱掉他的鞋，并藏了起来。马里奥依然决定暗中逃走，他在脚上涂上黑色鞋油逃跑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事，为了让他呆在家里，妈妈只好给他穿上我们几个女孩子的衣眼，打扮成一个小女孩。只有这样，马里奥才无法跑出去玩。”
①指亚平宁半岛上。——译者
每当安东尼奥看到他的这个既伶悧又无法约束的弟弟的机灵手段时，他也发笑。他俩很要好。有时，他们的游戏是即兴诗歌比赛，类似通常在宗教节上的那种比赛。葛兰西兄弟在进行这种比赛时，常常以吉拉扎村里的一些最古怪的人作为笑柄。安东尼奥以讥讽的眼光注意观察，因此他有一批讥笑对象，拿他们取乐。过了很多年，在他进监狱后的最初几个月，他想模仿十九世纪未流行的讽刺诗，为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人物写篇诗歌——《安蒂奥并神父把马苏达斯居民革出教门》。他在绐妈妈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知道我希望你给我寄什么来吗？《安蒂奥古神父为马苏达斯居民祈祷》。在奧里斯塔诺可以买到此书，因为此书最近由帕特里齐奥·卡塔在他的著名的印刷厂里新出版了。由于我的时间很多，我想用同样的手法来写诗，我把自己小时所了解的所有著名人物都写进诗里，例如：雷蒙杜·加纳、加诺苏和加诺拉大叔，安德里奥卢老师、米拉努大叔、博博伊大叔、伊斯科扎大叔、皮波托，科龙库、桑图·扬库等等。我将以此消遣，而且几年后，我将把诗朗诵给孩子们听。”
安东尼奥在地产登记所工作之余，抽空自学一点拉丁文。他并没有完全自暴自弃，一旦情况好转，他要重新进入正规学校学习。为了防止退步，他在离开学校后在吉拉扎村度过的这两年中，坚持了自学。有时他去听一位念过中学的人讲课。此人叫埃齐奥·卡梅达，也是一位驼背的不幸者。卡梅达把自己懂得不多的拉丁文传授给小葛兰西。对安东尼奥来说，这不能说是—种理想的学习，然而总算是一种学习。这种学习至少吸引着他的注意力。 终于有了一线光明。年1月31日，弗朗切斯科·葛兰西结束了服刑，大赦使刑期缩短了三个月。在这么长时间的分离后，快到复活节时，佩皮娜·马拾斯和儿女们，又同他在家重新团聚了。 费莱·托里贾回忆起弗朗切斯科·葛兰西回到吉拉扎村那个晚上的情况。他说：“我们这些学生经常聚集在村口的桥上。我们把桥的栏杆当凳子，坐在那里闲谈。一天傍晚，天快黑了，奇奇洛先生和纳纳罗①从阿巴桑塔火车站步行回家来了。父子俩并排默默地走着。当他们走近时，我们开口说话了。奇奇洛先生老多了，他很严肃。我们向他问好，他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们。纳纳罗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他们默默地一直朝村子里走去。” 他一回到家里，家中原来己经消失的某种平静又恢复了。
①纳纳罗是杰纳罗的别名。——译者
第四章
年9月，在撒丁岛西南海岸的重要矿业中心，军队向罢工工人开了枪，打死三人。大约在十五年前开始的这场长时间的危机，第一次出现了暴力的结局。这时安东尼奥·葛兰西已经十三岁，小学毕业后已过了一年。他正在吉拉扎村地产登记所“缓慢地搬运着登记簿”。 当然，要说年以前撒丁的经济都是繁荣的，这太夸大其词了。不过，尽管从整休说来，撒丁岛的经济是落后的，但它向法国市场输送了大量的撒丁农产品，诸如葡萄酒、橄榄油、畜牧产品，这使得该岛不至于完全拜倒在他人的脚下。后来发生了银行界的大悲剧：年卡利亚里储蓄银行倒闭了，年撒丁工农业信贷银行破了产，接着撒丁农业银行关闭。第一个后果是出现高利贷，伴随而来的是无数小生产者的破产。因为那时在撒丁岛，仅拥有象鞋带或手帕那样小块土地的小生产者多如牛毛。但是，将撒丁农业置于死地的要算年单方面废除同法国签订的贸易条约了。这是意大利政府为保护北方工业大资产阶级而采取重关税的结果，在丧失了自己的传统市场后，再加上竞争的原因，正象那几年葡萄虫穿染病一样，撒丁的农业陷入了危机的深渊，在撒丁岛首先缺乏工业，因此未能减轻农业崩溃的后果，吸收农村中多余的劳力。由此产生了四种结果：人们涌向苏奇斯—伊格莱两恩泰矿区，可是那里也没由足够的工作；移民大量增加；失业和半失业的指数达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强盗活动更加猖厥。 产品出口受阻所产生的第五个结果，是牛奶价格下跌。由于大家认为在撒丁开设新奶酪厂有利可图，因此那不勒斯、罗马、托斯坎纳等地的许多从事奶酪生产的工业家来到撒丁岛：至少在开始阶段，由于它们之间的竞争，牛奶的价格有所回升。这样一来，撒丁人觉得放牧业现在是传统行业中收入最好的，于是葡萄园和种小麦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由于将过多的耕地用作牧场，蔬菜、橄榄油、面食和许多其他基本食品供应的数量减少，于是价格相应提高。这并没有给小土地所有者带来好处，因为他们通常收获的谷物仅仅够应付家庭所需。与此同时，也损害了城市平民和矿工。后来，家畜饲养者们也每况愈下，开始螺旋形衰退。随着奶酪厂老板们不断组织起来，成立联合公司，开辟新的市场，牧民们的合同权完全丧失了。到这时，奶酪厂老板已控制了牛奶的价格，并且以国际市场的高价在撒丁出售奶酪。这段时间，在贫困阶层中间流行着这样一种十分形象的说法:“吃奶酪的人需要有副金牙齿。” 主宰撒丁岛经济的除奶酪厂主以外，还有矿业资源的买办(通常是外国人），以及那些甚至以高利贷发财的大地主。 卡米洛·贝利埃尼写道：“反对封建地主的骑士们曾经跟随过安乔伊，鼓动过人民起义，但当他们打倒封建制度并成为原来属于西班牙贵族的土地的主人之后，就实行了比西班牙贵族所实行的更残酷的税收制度，他们对普通人的奴役比过去更加严重，因为他们实行现场监督，而西班牙人统治时期主人并不在现场，他们比监工们凶狠，他们的压迫是如此地令人窒息，以致除了采取强盗式暴力行为之外，別无其他办法进行反抗。” 犯罪活动重新成了撒丁岛最严重的灾难之一，陶里亚蒂曾说，葛兰西在都灵的头几年，曾鼓励同志们去认真考虑“撒丁岛同意大利大陆、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结构，以及这些贸易关系的变化同表面上与此无关的治安之间事实上可能存在的关系，例如犯罪情况的发展，土匪活动的频繁，贫困的普遍化等等”。实际上这种联系是存在的。年弗朗切斯科·帕伊斯·塞拉用统计数字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在至年间，即同法国贸易开放的年代，犯罪事件不断减少（凶杀案从年的二百二十五起降到年的一百四十八起，绑架案从一百八十四起降到九十二起)，而关闭马赛市场后则逐渐增加（单方面废除同法国的贸易条约以后的第五年，即年，凶杀案又上升到二百一十一起，绑架案上升到二百二十二起）。安东尼奥·葛兰西后来在年概述农民的情况时，用颇能深刻反映这些年撒丁现实情况的语言描写道：“阶级斗争同土匪活动、敲诈勒索、纵火毁林、放跑家畜、拐骗小孩和妇女、袭击市政府交织在一起。这是恐怖主义的一种低级形式，不会产生稳定的和有效的影响。” 但是，只是少数人能够看清无政府主义发作和强盗式个人反抗行动的局限性及其注定的徒劳无益。相反，对于逍遥法外的逃犯却产生了一系列的传奇故事，到处流传着一个勇敢的“复仇者”的神话。实际上，牧民和农民历来都乐意支持逃犯，向他们提供食物和藏身处所，而诗人与作家也在精神上给他们以声援。年，萨萨里的《岛报》刊登了一篇塞巴斯蒂亚诺·萨塔采访落草为盗的德罗萨斯、德洛古和安朱斯的报道。这位巴巴贾的诗人是这样描述德罗萨斯的形象的：“他具有某种高傲矜夸的气质，对他‘家庭’的一切比较温柔，对朋友比较诚心。他为自己不是刺客而感到无比自豪。他有以自己的可怕行动完成伸张正义的使命的思想，或者说近乎幻想。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个比普通土匪更高一等的人物。”他是“漂亮的、残忍的、勇敢的”强盗之一。不仅萨塔歌颂他们。年，评论家和作家恩里科·科斯塔撰写出版了《乔万尼·托卢——撒丁岛一个强盗的自述》。格拉齐娅·黛莱达①的最初几篇短篇小说中，已处在某种程度上包含有后来在《玛丽安娜·西尔卡》中的西莫内·索莱的形象。这是—种具有幽默感的精彩故事的不断循环：下层阶级把这种精彩传说传给部分知识分子，经过他们的加工丰富，使之更加具有吸引力，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这样，撒丁岛的老一代“民族”英雄埃莱奥诺拉·迪·阿博雷亚②、列奥纳多·阿拉贡以及乔万尼·玛丽娅·安乔伊逐渐逊色，在人们想象中被另一种野蛮的神话所替代。如果说在吉拉扎村小学彼特罗·索特朱老师还不合时宜地让自己的学生（包括葛兰西）唱“惊奇的人们看到你击败高傲的阿拉戈娜，重新唤起被遗忘的、具有罗马人和希腊人价值的奇迹”，那么孩子们在感情上很少领会此类功绩的真正含义。安东尼奥·葛兰西写道：“我记得，我们很难象为什么人们为祖里侯爵的英雄主义感到‘惊奇’。我们更喜欢乔万尼·托卢，还有德罗萨斯，我们感到他们甚至比伟大的埃莱奥诺拉具有更多的撒丁人的特点。” 当然，撒丁缺乏能够引导暴动并给它指出明确目标的政治组织，强盗们的无政府主义的发泄是糊涂的、野蛮的和徙劳无益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唯一可行的。政党虽然存在，那不过是些思想上模糊、充满裙带关系、有权势的施舍主的党。共济会尽管能使人精神振奋，实际上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玩弄权术的假面具而已。激进主义一时可能使民众头脑发热。费利切·卡瓦洛蒂于年1—2月份第一次、年11月第二次来撒丁，反对抛弃该岛，反对克利斯皮在非洲冒险中浪费金钱。那时他的讲话曾受到广场上听众的热烈欢迎，但是他走了以后，一切仍象原来一样。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主义（年全岛仅有一百二十八名党员）刚迈出艰难的几步，而且除了苏奇斯一伊格莱西恩泰矿区之外，最初由于没有和当地情况相结合而变得空洞无物。卡米洛·贝利埃尼写道:“在坦皮奥，社会主义首先意味着为争取自由思想的胜利而斗争，以及绝对禁止它的拥护者给自己的后代洗礼。”在其他地方，包括卡利亚里，也只是在每年2月17日乔尔达诺·布鲁诺的火刑纪念日，当人们排着队去向他的纪念碑献花时，才显得有些庄严，并显出年时的那种热烈精神。“红太阳”刚刚升起，新思想的传播者只是那些偶然来到撒丁的人物。
①黛莱达（—），意大利女小说家，曾“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而获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译者 ②埃莱奥诺拉(？一)，撒丁著名女法官。——译者
吉拉扎村的情况也是这样。象撒丁岛其他所有的农村一样，吉拉扎是个岛中之岛（由于村庄与村庄之间相距很远，道路少而且不易行走，这些路大都是草丛中的小径，交通工具是马，而且马匹也不足，再加上一家一户的家庭式个体经济，因此城乡之间商品交流很少），在年之前，长期处于远离现代世界的状况。它仅同邻近的村庄有联系，很少有外乡人来这里定居。安朱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编写的词典中这么写道：“公墓里只埋葬着死在狱中的个别外乡人。”仅在后来铁路建成后（此铁路现在穿过与吉拉扎村相连接的阿巴桑塔），这个村子才开始摆脱与世隔绝的状况。年来了地产丈量队，吉拉扎村才真正记入现代史册。政府派出一大批技术员和职员，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去往撒丁的农村，以便修改旧地产图。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北方人。新思想如同春风一样，随着地产丈量队刮进了吉拉扎村。不同的生活习惯、更现代的理想，改变了该村死水一潭的局面。被招到地产登记所干同样工作的吉拉扎村的青年，终于有了效仿的榜样，看到了过去没有看到的报纸和书籍。葛兰西的大哥杰纳罗发现了《前进报》，并对这家揭露性报纸发生了兴趣。他还曾听到关于年在米兰发生的大屠杀情况：巴瓦—贝卡里斯的宪兵枪杀了上百名赤手空拳的劳动者。他还听到翁贝托国王亲自把高级十字勋章授给这个刽子手将军。他怀着孩子般的好奇心听到这类谈话。那是年，当时他才十六岁，他开始接触到了新思想。 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真正阵地是苏奇斯——伊格莱西恩泰矿区。朱塞佩·卡瓦莱拉是个出身贫寒的北方人。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在二十岁多一点时从皮埃蒙特迁来卡利亚里。一年后，即年，他大学医科毕业，并在那里向矿工们宣传社会主义。 这些矿工是什么人呢？他们如何生活？农村的严重危机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和牧民到唯一的工业部门找工作，当时在撒丁岛唯一能够吸收部分农业失业劳动力的工业部门是采矿业。其劳动条件同罗马时代的金属矿里的奴隶或者那些使比萨城昌盛的‘坟墓公司’无多大区别。只不过换了主人而已，现在是资本家，主要是法国、比利时等外国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和剥削并没有改变。被招到矿上的撒丁农民和牧民，被看成“可以任人主宰的人”，他们身上的伤痕说明了实施利润法则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痛苦。“在我所解剖过的许多尸体里，我发现矿工们的肺完全被煤染黑了，支气管电充满了油灯的烟炱。”这是一位医生在本世纪初说的话，当时议会调查委员会来撒丁岛曾向他作了调查。另一位医生说：“矿工们吐出的痰是黑的。”调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写道：“在塞达斯—莫迪齐斯矿的洗矿场，工人们每天连续工作十一个小时，即从早上六点钟工作到下午五点钟，他们被迫边工作边吃带有矿石灰的黑色小块面包，那些由矿业公司支付工资的矿区医生，有资方合作，不承认有许多职业病。议会调査委员会不得不自己收集证据，诸如：“我生病时，医生说我是喝醉了，让我服用奎宁剂，他以为我会拒绝服这种药就可以解雇我。相反，我心甘情愿地喝了它，因为我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疾病使我变了样，我的脑袋瓜都要爆炸了。” 这样，在新旧两个世纪交接的年代里，约一万五千名奔向矿区的农民和牧民，就是在这样一种非人道的条件下生活：工作时间惊人地长，劳动强度大，没有星期天，也没有休假的权利；病假扣工资，发工资的数量和时间（每两个月或四个月发一次）由矿业公司任意规定；他们的部分工资被公司直接经营的或者由公司及其信得过的人联合开设的食品店扣除：他们住在大工棚或者象牛棚一样的茅屋里。他们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肺结核病，以免被解雇。朱塞佩·卡瓦莱拉就在这些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 组织工作是困难的，因为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老格言：“国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指挥机关”，在这个时期完全不是宗派主义的比喻。另一方面，苏奇斯—伊格莱西恩泰矿的矿工们，实际上是刚到工业部门的农村半无产阶级，因此他们具有当时农民的一切典型特点：个体性，即使需要共同防御时也不愿意联合起来，对坏事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因为他们担心结局更坏(例如失去工作）。这种逆来顺受的心理可以转化为暴力行动，但不可能进行耐心而有纪律的斗争。 卡瓦莱拉很快就看到第一方面的艰巨性。年米兰大屠杀后，他把在卡洛堡为死者家族募集的一点钱寄给主持募扪活动的《前进报》。为此，他被指控犯了非法募捐罪，并被判处六天监禁(上诉后获卡利亚里法庭赦免）。年9月，他在卡洛堡建立了从布杰鲁运矿石的汽艇运输工人联盟（米兰大屠杀后，该联盟于年6月被当局解散，后来又重建）。年8月，他同其他十八个同志一起被捕。请看下面一大堆稀奇古怪的罪名：组织联盟被定为实足的结伙犯罪；盟员交会费被说成是欺骗和非法占有钱财；劝人入会和捐款被指控为勒索。此外，无疑还指控他们都煽动阶级仇恨。从年7月17日至8月3日进行了审判。难以置信的捏造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卡瓦莱拉还是被判处七个月徒刑，其中又赦免了六个月（为了等待审判，他在狱中已度过了十一个月）。他没有投降。省督府、警察和军队已变成阶级工具，这已是毫无疑问了；司法机关几乎完全代表整个有产阶级，并保护有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也是符合逻辑的。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失去勇气。出狱前他已经二十七岁了，仍具有那种对事业坚信不移的人的永不会衰退的冲劲。他的同乡乔利蒂①（两人都是徳罗内罗人）后来称他为“刺儿头”。恰好相反，他是个温和的小伙子，在区分愿望与可能时，头脑一直是清醒的，能识别在什么情况下为争取至少可能的成果必须付出代价，而不能在毫无取得积极成果的希望时却硬要劳动者作出牺牲。年，他在布杰鲁建立了第一个矿工联盟（后来由阿奇比亚德·巴泰利领导）。在他的倡议下，在短期内其他联盟也纷纷建立起来，他创办了期刊。起初，他让埃菲西奥·奥拉诺担任领导，后来又让一位年轻的法律系大学生亚戈·西奥托来领导。年，他担任（撒丁）区矿丁联合会的领导，总部设在伊格莱西亚斯。同年9月4日发生了布杰鲁大屠杀。 工人们反对实行不能接受的新作息制度的罢工已经持续了五天。但是，他们对即将来临的风暴却毫无准备。从第一天下午起，卡瓦莱拉和巴泰利就同法国的“马尔费达诺”公司的经理、加入希腊籍的土耳其工程师阿基莱·乔贾德斯及其助手瑞士人施泰纳谈判解决冲突的条件。当谈判正在进行时，部队开到了布杰鲁。从迪·鲁迪尼年代和佩洛乌克斯②年代以来，这样的情况在意大利是习以为常的。士兵们集中在矿领导的办公楼周围。让几个工人去收拾仓库，给部队安排住宿。这几个工人听从了，但是其他许多工人却觉得他们是工贼，于是就向他们扔石头。部队开了枪，三名矿工被打死，十多名矿工受了伤。
①乔利蒂（—），意大利自由派政治家，曾任五届内阁首相。——译者 ②佩罗乌克斯（—），意大利政治家、将军，曾任军政大臣，血腥镇压过年的工人运动。——译者
这是撒丁岛社会斗争中发生的第一次流血事件。意大利全国为此宣布总罢工，开始了意大利工人运动史上首次如此广泛的斗争。但这次抗议运动在撒丁岛并没有引起反响，这并不是因为城市平民、农民和矿上的半无产阶级在感情上不同情布杰鲁的悲剧，而是由于组织机构的软弱和所有组织都处在幼年时期。不过，这仍然是一个转折点。安杰洛·科尔西写道，三名矿工之死“即使没有唤醒撒丁人民，也使他们受到了震动”。这标志着从强盗式的无政府主义的暴动过渡到比较正确的集体斗争方式的开始，这次所流的鲜血可能成为宣告这一转折开始的因素。奄无疑问，历史上新的一页已经打开了。
第五章
弗朗切斯科·葛兰西出狱回到吉拉扎村后，特别在最初一段时间生活并不那么轻松。他很少出家门，避免碰见人。蒙受耻辱使他心借沉重，而且还没有任何工作。不能到公用事业机关工作严重地阻碍了同外界的接触，因为除了这些公用事业机关之外，没有其他就业机会(只是很久以后才重新找到工作)。所以，他继续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但是，吉拉扎人用同情的眼光注视着他。吉拉扎人对蒙受耻辱的人是没有同情心的，但他们觉得弗朗切斯科·葛兰西的灾难有其政治背景，未免欺人太甚，很不公平。这种义愤促使他们对受害者表示同情。他被吸收为读书会的成员。读书会是个对外不开放的小圈子，其成员都经过严格的挑选。养牛保险互助会成立后，让他负责书记工作。后来给他恢复了名誉，他在大学法律系的学历这时发挥了作用，在调解纠纷时他可以充当保护人。吉拉扎人很乐意让他工作，因为他性情温和，对同伴们很随和。他是个纯粹的南方人，既聪明又懂人情，为大家所喜爱，晚上，人家都喜欢和他在一起玩牌。后来，终于在地产登记所找了个抄写员的工作，靠这个工作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一直到老。 他回来后，家中的气氛自然变了。但是，实际问题仍然使人焦急不安：起初是由于奇奇洛先生也不得已没有工作，后来由于他刚找到工作时工资太少。杰纳罗已去都灵服兵役，不可能象以前那样再助一臂之力。马里奥也已离开了家，他年小学毕业后，进了奥里斯塔诺的神学院。所以，男孩子中只有安东尼奥给家里挣点钱。卡洛还是个小孩，刚上小学。另外，佩皮娜·马恰斯做缝纫活，格拉齐埃塔和埃玛织袜子、毛衣和围巾去出售，也能挣些钱。年年终，弗朗切斯科和佩皮娜算了算账，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再节约一点，可以让安东尼奥去桑图卢苏朱上中学。小学毕业后，安东尼奥在吉拉扎度过了二年时间，通过自学和听私人的课，已经作了准备。现在快十五岁了，他想可以直接上中学三年级。他在学校里并没有遇到困难。那是一所市立学校，不是国立学校，这样，安东尼奥又重新开始了正规学习，尽管这种正规是相对的，我们后边还要谈到，因为这所中学的情况是不稳定的。 桑图卢苏朱同吉拉扎村相距十八公里，周围有山紧紧环绕着，村子座落在盆地的边缘，如同处在火山口上一样。大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两位财主彼特罗·保罗·卡塔·莱达和乔万尼·安德雷亚·梅洛尼先后在几年中将他们的财产移交给斯科洛皮家族，并明确提出让他们创办一所“包括修辞学的拉丁文化学校”。为了同样的目的，这笔遗产的管埋权交给了市议会。事实上，斯科洛皮家族于年就离开这里了。从那一年起，就发生了桑图卢苏朱市同国有产业管理处之间的纠纷，因为国有产业管理处是负责接管教会遗产的机构。直到年国王发布了命令，这场纠纷才结束。紧接着市立中学就开学了。其情况如何？ 安东尼奥·葛兰西回忆说，那是一所“实际上非常简陋的中学”，“一所只有三名自称为教师的人硬着头皮教全部五个年级课的小小中学”。如果去查阅学校管理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就会发现这种平价并不过分，我们有许多直接证据说明实际情况更为严重。例如，主持会议的神学家弗朗切斯科·波库在年3月4日(葛兰西来到桑图卢苏朱之前几个月）的会议上不得不承认，“这个中学的教师中有两人没有从事教学工作的文凭。让他们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呆了两年，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称职的教员。”这位主席最后说：“由于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看来在未来的—学年(葛兰西去上学的第一年）应该招考教员，招考工作实际上是做了，但是指望有许多优秀教员来赴考这一点却落了空，而且被列为前几名的候选人都没柯去上任。后来，任萨萨里劳动协会书记的马西莫·斯塔拉·塞拉，原先被安排教葛兰西所在班的课，大约两个星期后，他就辞职了。应该接替他的是米兰人阿丰索·弗朗基尼，他说到桑图卢苏朱教课要预支薪金，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去。直到2月7日，开学已经很久了，安东尼奥才开始去听由两名代课教师上的文学课。后来，一名工程师教自然科学和法义。在中学的三年时间内，安东尼奥的老师就是这些人。我们从一封狱中来信中可以知道他取得了哪些进步。信中写道:“我从小对数理化有一种特别的爱好。但在中学学习期间我没有学，因为我没有遇上象样的老师。”学校管理委员会委员姜彼特罗·梅洛尼博士在年9月21日（葛兰西已经上中学三年级）会议上揭露说：“很遗憾，到目前为止，这所中学所取得的成绩一直是微不足道的。”他甚至认为关闭这所学校对大家都有好处。因此，他建议对下面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管理委员会承认本中学一直办得不好……，决定关闭三四年。”这项决议草案被否决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办法，安东尼奥·葛兰西东东鳞西爪地最终还是念完了中学五年级。最后—学年，从开学一直到十二月底，还未开始上课。教员们对是否去桑图卢苏朱迟疑不决，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推迟行课。学校管委会主席只得忍耐着，毫无办法。最后，我们还是引用记录中的一段话：“尽管迟了，还是应该把教师请来，……既然学生们现在已不可能转到其他学校去，这祥做对他们总会存好处的。另外，这所中学过去几次都是在1月或者2月才开学，现在就是教员迟来几个星期，毕竟也不足为奇。” 教员们不准时上课和知识欠缺，这当然不利安东尼奥·葛兰西挽回小学毕业后在吉拉扎村耽误两年时间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教室还不符合卫生要求，这就更加重了学生的困难，特别是加重了象安东尼奥那样身体情况欠佳的学生的困难。我们从学校管理委员会委员乔马里亚·曼卡博士那里得知，这所卡塔一梅洛尼市立中学是从“前少年管教会的不良坏境”搬到一幢租来的房子里的，那里的条件仍很“可悲”，“环境不良，地方狭窄，不能满足学校的需要”。 再说，放学后，安东尼奥也没有一个良好的住宿环境。他住宿在萨穆里盖萨区的一位中年农村妇女朱莉娅·奥比努的家里，这个妇女曾是镇内医生的女佣人。葛兰西后来回忆说：“我每月付住宿费、被单费和粗茶淡饭的伙食费共五个里拉。”朱莉娅·奥比努“有一个有点傻的母亲，但她不是疯子。她就是我的厨师和女管家。每天早晨，当她看见我时，就问我是什么人，我怎么会睡在他们的家里等等”。即使没有这位老太太，这个家的气氛也不是令人愉快的，这是由那位当过女佣人的女主人的性格造成的。她固执地要抛弃母亲。“她想自己出钱让市政府将这位老太太送进省里办的疯人院，因此她对待老太太非常刻薄和恶劣，以致迫使老太太做出极其严重的过火行为，以此证明她也是不肯善罢干休的。老太太对总是按当时的习惯称她为‘您’的女儿说：用‘你’来称呼我吧！要好好对待我！”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安东尼奥为了躲避吵闹的场面，到朋友家里去学习。大家对他都有好感。他的同桌同学、会计马可·马西达回忆说：“他是个安静而善良的青年，而且乐意帮助同学。他在班里历来都是门门功课第一名，作文惊人的好。”（当时的作文可能对其他科目的判分有影响)。 安东尼奥每个星期一早晨坐大马车到桑图卢苏朱。大车由两匹马驾着，另外两匹马跟在后面，到半路时四匹相对互换。星期六返回吉拉扎村，有时是步行，甚至要冒点风险，因为那一带是强盗出没的地方，当时的强盗并不比现在少。巴巴贾山区的牧民们到那里去过冬，所以桑图卢苏朱与吉拉扎之间是成群盗窃牲畜的人必经之道，他们将从奥里斯塔诺的坎皮达诺平原牧场盗窃来的牲畜运往博罗雷山区。除了葛兰西本人后来在给塔妮婭①的信中所回忆的那次风险之外，再也没有遇到过其他麻烦事。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想告诉你我小时有一次在圣诞节前夕的经历，它会使你感到好玩，使你了解我们那里的生活特点。……12月23日午饭后，为了提前二十四小时到家，我同另外一个孩子步行回家，没有等第二天早晨的大马车，我们走呀走，走出将近一半路时，来到—个非常荒凉和清静的地方。左边离大路一百来米的地方，长长的一排杨树，还有乳香树的灌木林。有人朝我们头顶上开了一枪，子弹嗖的一声飞过去，离头顶十来米高。我们以为这一枪是偶然的，所以一点也不惊慌。第二枪和第三枪更低，我们当即发现自己确实成了射击的目标，因此就趴在小沟里，一动不动地呆了好久。当我们试探着站起来时，又响了一枪。于是我们匍匐前进，离开那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回到大路上去。这样大约持续了两小时，向我们开了十二枪。当然，那是一群乐天派，他们想通过吓唬我们来寻开心。可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玩笑啊？我们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人也相当累了，而且浑身是土。我们没有把路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以免吓坏家里人。然而，我们自己并不感到什么害怕，因此后来狂欢节放假时，我们仍旧步行回家，不过再没有发生类似的事……”
①葛兰西的二姨子塔齐亚娜的爱称。——译者
安东尼奥在吉拉扎过星期六，开始时总是有点节日气氛，还夹杂着母亲的责备声和父亲的申斥声。 母亲责备他，是因为他在桑图卢苏朱不爱惜每个星期的备用食品。家里不断地了解到，尼诺为了买书和报纸，将自己的部分食品（面食、橄榄油，奶酪等)卖给当地人。对这件事妈妈是无法原谅他的。她不厌其烦地一再对他讲，他的身体是那么弱，如果营养不够的话，谁知道他会落到什么地步。 申斥是因为弗朗切斯科·葛兰西怀着恐惧的心理看到儿子手中有某些颠覆性的刊物。这些报纸和小册子是从都灵来的。当杰纳罗同那些来自进步地区的青年技术员一起在吉拉扎地产登记所工作时，已经开始对新思想产生共鸣，现在杰纳罗在意大利最红色的城市都灵当兵。他怀着所有新学说拥护者所具有的那种热情，随着自己对社会主义信念的不断增强，开始到各地去发展新的信仰者，自然也包括自己家里的人。安东尼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阅读报刊的兴趣也越来越浓。星期六晚上，他一到家，就要看杰纳罗寄来的报纸和小册子，于是就发生了同父亲的争吵。他一边开玩笑，一边试图摆脱这种争吵。他对父亲说：“你可真是波旁王朝的后代。”弗朗切斯科所取的名字是双西西里王国的最后一个国王弗朗切斯科二世的名字，这一点并作偶然。他于年3月在加埃塔诞生，即在意大利军队缩小对该城的包围圈的前夕。他的父亲杰纳罗·葛兰西是波旁王朝宪兵上校，在那里顽固地抗击恰迪尼将军的军队，保卫波旁王朝的最后一道防线。家里人说，加埃塔被围困期间，祖母特雷莎·冈萨雷斯手中抱着只有几个月的弗朗切斯科，从被围困的城中逃往福米亚，步行穿过恰迪尼军队的防线。除了家庭教育外，弗朗切斯科·葛兰西的保守思想还由于他受到其他环境的影响。他的哥哥尼科利诺，在卡塞塔军事学院曾是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三世的教官，亲眼见剑过埃曼努埃莱三世。这个国王继承人叫他的名字并同他握手时，他那种激动心情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在家里收藏着一张一匹纯种马的照片。这是未来的意大利国王送给尼科利诺的礼品。这张照片使他感到骄傲，并使他产生敬重王朝的思想。由此可见，当看到自己的儿子准备接受颠覆性的刊物的毒害时，其惊慌失措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还应补充一点，当时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至少意味着在警察局里建立了档案。奇奇洛先生由于政治原因而坐了几年牢，这件事伤透了他的心，他再也不愿意由于儿子参加颠覆活动而再一次在家里见到宪兵和警察的影子。但是，父亲的尊严在不幸的司法事件之后，正处于危机之中。为了避免争论，安东尼奥要求邮递员将杰纳罗寄来的《前进报》和其他材料交给他本人，瞒过父亲，他在家里谈论政治问题也越来越少了。 杰纳罗服兵役期满后，重新冋到地产登记所工作。他回来后，安东尼奥又谈论政治了，不过是偷偷地谈论的。这时，全家重新团圆了。马里奥尽管知道他不当修道士会使妈妈非常不高兴，但还是脱下了修道士的长袍。他不想继续在神学院学习了。“我想结婚”他说，“我不想当神父，继续学下去毫无用处。要不，让尼诺去神学院学习吧，他不想姑娘，会成为神父的。” 尼诺去奥里斯塔诺考取中学文凭。那是年的夏天，他已经十七岁半了。通过在吉拉扎村两年私人讲授的准备和桑图卢苏朱中学的几年遭遇后，当然他不可能再期待有特别惊人的成绩。7月，数学和科学两门课当时没有考。第三门课，即在桑图卢苏朱由工程师教的法文，考试的成绩很糟：三分（9月份补考法文和前两门推迟考试的课程，并且都通过了）。而所有其他功课的考试还算顺利。7月份考试的成绩是：意大利文笔试六分，口试七分；拉丁文翻译六分，口试七分；地理七分，比较驾轻就熟的历史八分，因为很久以来，他课外阅读最多的是历史。他在一封写给儿子德利奥的信中提起他小时候的兴趣时写道：“我想你会喜欢历史的，正如我象你这么大年龄时喜欢历史那徉，因为历史涉及活动着的人，而所有涉及人(人越多越好，世界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构成社会，从事劳动和斗争并改造自己)的事情，不可能不使你比对任何其他东西更感兴趣。”
第六章
年5—6月间，安东尼奥·葛兰西即将念完中学三年级（当时他十五岁），一场“人为的风暴”袭击了撤丁岛。在那些日子里，撒丁岛简直是一片混乱，各种因素掺杂在一起：工人联盟进行着有组织的斗争；在农民群众中爆发了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因为他们还没有组织起来，所以也没有固定的斗争目标，只能是火烧奶酪厂或者税务所；城市里各派系之间也暴法了保卫政权和颠覆政权的勾心斗角的争斗；暴徒混进抗议队伍，不可避免地引起抢劫商店和用石头砸烂无辜商店的橱窗的亊件；因采用机器使个别行业的工人蒙受损失，引起强烈不满。例如卡利亚里郊区的夸图、塞拉朱斯和蒙塞拉托的车夫，由于电车实行低价运货，迫使他们降低运费，在动乱的日子里，他们很快就放火烧了电车车站和车厢。归根结底，这是受饥挨饿的群众的愤怒。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颗星星之火，即使是由那些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毫不相干的党派点燃的（象卡利亚里事件那样)，其目的只是为了打垮另一些党派，很自然也会引起燎原大火。动乱是从卡利亚里开始的，很快蔓延到矿区和农村。 苏奇斯一伊格莱西恩泰矿区在经济上继续遭受掠夺的痛苦。生产在增长，工资水平却在下降。年，开采出来的矿产品价值为二千二百八十八万五千里拉，第二年产值上升到二千五百六十万九千里拉，相反，同一时期，工资却减少了：矿工每天的工资从二点五四里拉降为二点三里拉；泥水匠的工资从每天三点一二里拉降到三里拉；司机的工资从每天三点三九里拉降到三里拉。矿业公司以明显的种族主义的论调反对矿工们提高工资的合理要求。因为他们的日工资比托斯卡纳地区①矿工的日工资大约低一里拉。本世纪初，议会调査委员会曾对撒丁矿区的工作条件作过调查。在该委员会的报告中，有蒙泰波尼公司的专务理事埃米尼奥·费拉里斯工程师的观点。他说：“在撒丁，手工劳动收益的平均数要比大陆上低得多。”他断定说：“这只能归咎于消极怠工、气候条件，以及缺乏主动精神与能力。”他最后说：“当然，特殊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平均数低，而且仅仅等于大陆上劳动效率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这种类似殖民地的“白人”的鬼话（说养活一个奴隶的费用是很高的，以此为低工资辩解)，后来都遭到了撒丁岛的学者乔万尼·洛里加教授的驳斥。这位教授分析了—年四年的数据，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撒丁岛一个矿工（铁矿和固体燃料矿除外）生产的价值平均为一千六百六十五点零八里拉，比意大利其他同类矿区每个工人平均生产的价值多二百八十一点八里拉。从这里很容易看出，老板们提出的关于低工资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更坏的是，这种人“白人”的思想情绪除了在决定给矿工报酬时有所反映外，而且凡是矿工要求更人道的劳动纪律时，其抵触情绪都很大。塞达斯一奠迪齐斯公司的一伙工人，由于要求公司比较正常地付工资（不是每两个月或者四个月付一次），要求每月有两天带工资的休息日，并把工作时间减少到十小时，以及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与休息时间等而被解雇了。这样的要求接二连三地遭到了拒绝。老板的立场是顽固的，甚至在提出就最低的要求举行谈判时也是这样。费拉里斯工程师反对节日休假问题所提的理由，是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对议会调查委员会说：“多年来已经实行星期日休息的地方，很少有工人能积蓄点东西，而那些工作不间断、又远离城镇的矿区工人却常常有积蓄，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花钱，在这些矿区每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事情确实是多余的，因为离居民区太远，工人们不知道如何利用休息时间，许多人用痛饮来消磨闲暇，这将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①托斯卡纳地区在亚平宁半岛中部。——译者
关于很少按时付工资问题，公司所以长期坚持这种专横的做法是因为有通过商店扣除工人工资的政策：矿工们没有现钱时，只得去求这些商店，用证券赊购最基本的消费品。搜刮工人工资的办法在各个矿区是不同的。一种办法是全部或部分工资用商品支付，而商品的价格往往要比矿区外面商店里的都要高；另一种形式是当商店由矿老板经营时，工资用现金支付给工人们，工人必须在这些商店里买东西，或者商店由老板信得过的人替公司经营，公司从中分得部分盈利；最后，也是最坏的办法，生意由职员或者工头亲自经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滥用职权，开除那些不去他们商店的工人。不管哪种办法，经营的原则都是从批发商那里以极优惠的价格买来劣等商品，而以高价出售。甚至邮票也是这样：在别处价格是零点一五里拉，而在矿区商店里提高到零点一七里拉。葡萄酒每公升从零点三至零点三五里拉提高到零点四里拉；橄榄油每公升从一里拉提高到一点六里拉；奶酪每公斤从一点二五里拉提高到二里拉；面食从零点五里拉提高到零点六里拉，所有其他商品都如此按比例提价，这种对矿上人力物力循环剥削的结果，使撒丁岛一贫如洗。加工工业并没有同采矿业一起发展起来，也没有为发展附属的机械工业创造条件、通过商店扣除工人的可怜工资的办法，使得由矿业公司恢复起来的殖民制度更完善了。给撒丁岛留下来的只是一些肺结核病患者，以及工伤事故中的幸存者或残废者。如果他们还没有吐血，也必然未老先哀。仅在年一年中，因工受伤者就达二千二百一十九人。 在同一时期，农业劳动者的情况也不比他们好。小土地所有者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难以忍受的、无情的税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歩，没收财产的事也经常发生。据阿尔贝托·博斯科洛披露，卡利亚里省—年间，由于欠税而被没收财产者在意大利全国占首位。家畜饲养者们被迫依附于奶酪厂老板，因为他们需要用现金去租牧场，只得从奶酪厂老板那里预支售奶费，而奶酪厂老板提出的价格和条件自然都是苛刻的。实际上家畜饲养者们也发现，他们的劳动无非是为了奶酪厂的繁荣而已。农业不景气在农业工人身上反应最明显。由于在劳动日，工资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方面都同时发生了危机，他们受雇佣的机会减少(每年有二百个劳动日就是好年景)，工资微薄，简直难以度日。以年和年的一些数据为例，除农忙季节日工资较高外，每个农民每天的工资一般在零点七五里拉至一点二五里拉之间。拿工资与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相比，便意味着用每天最高的一点二五里拉的工资最多可以买一公斤面包(零点三里拉）和一公斤土豆（零点一五里拉）再加一公斤面食（零点五里拉）和十分之三公升的橄榄油（零点三里拉)，此外再也不能买别的东西了。农民是变化无常的季节性奴隶，营养不良和那个时期席卷全岛的疾病（肺结核、疟疾、沙眼）大伤了他们的元气。农民一般都是文盲，可以说，他们是“赤脚者”。在乔利蒂统治的意大利的赤脚者中，他们处在最低层。 最后，城市平民也受到物价普遍上涨的危害。年2—5月间，首先在卡利亚亚出现了达到暴动边缘的迹象。许多部门的工人都建立了联盟，这就使斗争比较有组织，而且斗争目标也比较明确。最先建立联盟的是强大的码工人，有三百名会员，装卸工要求把工作时间从十五小时减少到九小时，并要求将每天工资从三点五里拉增加到五里拉。这个要求遭到资方拒绝后，于年2月24日宣布罢工。接着是店员的斗争，他们要求每个星期有一天休息，结果是所有商店在年5月6日全部停业，而且从此以后凡是假节日再也不开门营业。次日，即5月7日，面包工人也采取了行动，他们提出的将工时从十五小时减少到十二小时的要求很快被接受了，但是其他要求却未得到满足，于是一部分工人不顾大局准备复工，另一部分工人便捣毁面包炉子。应该指出，大多数居民尽管不赞成毫无益处的暴力行为，他们却对示威者表示声援，很多人参加示威者的集会。当然，这种情况还与当时的一家报纸的煽动有关：《国家报》出于自身的利益，不停地以固执而狡猾的方式煽动不满，骨子是反对当时的市长奥托内·巴卡雷达一派的头目——青年律师翁贝尔托·卡奥。 只能说当时的斗争粗具两党斗争的政治色彩，否则那就错了。翁贝尔托·卡奥是个才华横溢、能言善辩、善于体察民情的青年。许多人倾向于把他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原来是保皇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保守主义者、有分裂主义思想的自治主义者；后来，风向变了，他善于看风驶舵，随即加入了鼓吹狂热的国家民族主义的队伍。葛兰西对他并不很尊重。韦利奥·斯帕诺谈了下面一件事：“有一次，一个同学（象我一样的青年人）在他在场时提起议员卡奥曾用勇敢的言语回敬了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后在议会的首次讲话(也就是后者在‘灰色寂静的大厅里发表的那次‘战斗队露营’的著名讲话）。这是夜里，我们走在罗马城里的九月二十日大街。葛兰西严肃地改变了话题，他通过两件事向我们叙述了议员卡奥的为人。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年卡利亚里革命的情况，指出农村劳动者、城市劳动各以及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斯帕诺接着说：“从他的谈话中，我们看到了混在群众浪潮中的卡奥这位律师兼哲学家的形象。群众进行焚烧和抢砸，而他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和大学生的那种严肃的冷淡态度。葛兰西接着又开始分析卡奥的小册子《撒丁的自治》。很多人，特别是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读了这本小册子就产生了‘撒丁主义’。葛兰西在讲述历史和进行思想批判时，虽然没有一句直接评论卡奥的话，他却向我们描绘了这位撒丁主义者议员的形象：一个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的知识分子，他试图使自己载入史册并利用历史，其结果必然被留在历史与生活之外。”斯帕诺还记得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结束语：“他这个人除了相信本人之外，其他什么东西都不相信。”他指出：“一年后，卡奥加入了法西斯组织。”但是，年由翁贝尔托·卡奥发起的报刊宣传运动所引用的数据都是经得起检验的，这是事实。不过，他只是把劳动者阶级无法忍受的物价飞涨完全归咎于市长巴卡雷达，这是他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因此，这是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一派利用这种压力来反对另一派。 年5月12日，一个烟厂女工代表团要会见市长，五名女工来到市政府，向市长诉说工人们因物价上涨而遇到的困难。市长回答说：“如果火鱼涨到两里拉一公斤，我就向珍贵的火鱼脱帽致敬，我去买鱼干。”正是在第二天早晨一次群众集会上人们听到关于鱼干的谈话后，情绪才激动起来，组成队伍向市政府走去。但这一天也只是到此为止，因为市政府答应采取适当措施来控制物价，游行队伍也就解散了。然而次日早晨，由于小贩和税收承包者之间的争吵，市场停业，群众奔向烟厂。工人们走出工厂，走向其他工业企业、铁路部门、煤气罐厂，参加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举着红旗的烟厂女工，旗杆上象征地插着一个大面包。游行队伍愤怒地通过了卡利亚里市中心。位于斯卡法区的税务局和第四烟盐专卖店遭到袭击和焚烧，后来，大家又涌向火车站一带，那里有士兵布防。人们向士兵吹口哨，并且发生了冲突，石块象倾盆大雨般地扔去。士兵们开了枪，二十二个示威者受伤，两人死亡，除一名店员外，其他都是工人和渔民。然而，纵火和破坏事件并未绝迹。卡利亚里看来被起义风暴所震撼。后来，5月16—18日，五千名步兵、海军和宪兵登陆，整个城市如临大敌。 但是，星星之火已经点燃，暴动的火焰已向农村和矿区蔓延。愤怒的群众抢劫商店和纵火焚烧奶酪厂的事件接连发生。士兵们开枪镇压。《前进报》5月24日写道：“为什么政府发表的官方公报总是说保安部队受到了袭击，而死者却总是参加示成游行的人？”在戈内萨死了二人；在维拉萨托死了二人，还有十二人受伤；在博诺瓦死了一人；在内比达死了一人。然而，流血牺牲并没有吓倒大家。相反，更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伊蒂里和泰拉诺瓦（现今的奥尔比亚）的奶酪厂被毁坏了。群众袭击了马科梅尔的奶酪厂和税务局、暴动者们在阿巴桑塔袭击了税务局。“人为的风暴”越来越厉害地采用暴力。米兰《世纪报》特派记者路易吉·卢卡泰利为6月1日的报纸撰写的稿中写道：“群众野蛮过火的行为，与他们所受到的不合理的对待是完全一致的。”到7月初，风暴刚刚平息，镇压就开始了。 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卡利亚里的律师，社会党领导人埃菲西奥·奥拉诺)几百人被关进监狱。在矿区，报复性的解雇层出不穷。但是，公众舆论还是站在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一边。被派往撒丁审判大批案件的几十名法官和书记员纷纷坐船而来。在卡利亚里应受审判的暴动者有一百七十人，需要借用一个不再开放的教堂，即圣雷斯蒂杜塔教堂，以便能容纳法官、证人和被告。法庭辩论从年5月6日开始，一直延续到6月12日，报纸都用大量篇幅突出报道了辩护人阐述的理由。当时葛兰西十六岁半，正在桑图卢苏朱上中学四年级。 在这次镇压浪潮之后，撒丁人的地方民族主义又有新的发展。南北分裂的情况在那些年代正在恶化。工业税收保护制度使南方和岛屿的经济遭到破坏，而从高税收中得到好处的北方工厂却不断扩张，而且其他新厂也蓬勃兴起。随着本世纪初对国库有益的“经济繁荣”，似乎永久地加深了某种相反的分裂主义，即把意大利国家同撒丁岛分开。《世纪报》报道动乱的特派记者路易吉·卢卡泰利于年5月29日这样写道：“至于法律，法律中令人讨厌的东两，首先是税收，在这里是齐备的，这不必怀疑……可是，却没有权利。撒丁岛的火车票价格与意大利其他地方是一样的，也许是比较贵的，但是在这里坐火车旅行速度之慢和不舒适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这里的公民象罗马、米兰或者都灵的公民一样纳税，但是只要发现某个官员为人粗野或不诚实，政府便把他派给撒丁人，以便他既带着不可否认的缺点或罪责，又怀着受惩罚的怨恨去行使公职。” 这样，在大家的眼里，国家只不过是个敌对的实体，是个只会产生镇压罢工的军团、税收人员、省督以及同矿上买办者一起吃喝玩乐的警官的异常怪物，“撒丁主义”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情感，安东尼奥·葛兰西也有同感。他在后来这么写道：“我当时想，应该为(撒丁）区的民族独立而斗争。‘从大陆上来的人滚回去！’这句口号我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第七章
安东尼奥·葛兰西快十八岁时，离开乡村来到诚市，在卡利亚里的德托里高中读书。那是年年末，家里人要求杰纳罗申请调到卡利亚里的地产登记所去工作，以便同安东尼奥住在一起。但是，杰纳罗被调到城里地产登记所后，没有呆多久就经人介绍到马祖洛兄弟开办的冰厂当会计了。他认为这个机会难得，在地产登记所工作刚满一个月，就换了工作。 当时，卡利亚里还是个小城市，但很活跃，城里出版三家日报，执行众议员科科·奥图路线的《撒丁联合报》，倾向激进党的《国家报》以及教会的《岛邮报》。此外，还出版几家期刊，其中之一是社会党的周刊《人民之声》。奇维科剧院和马盖里塔戏院两家高级剧院的巨幅广告上，登着最有名的话剧和歌剧的剧目。在瓦尔德斯影剧院和埃登影剧院，刚刚开始出现穿裙裤的女歌手的表演。另外，还有许多俱乐部，在必要时可当作举行音乐会和报告会的场所。要看当时的大型电影系列片，例如《罗康博尔》、但丁的《雅歌》、《悲惨世界》①，需要到伊里斯影剧院或者埃登影剧院。还有交际处和有音乐件奏的饭店。在吉拉扎和桑图卢苏朱生活了将近十八年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突然来到城里，对这一切不能不感到陌生。
①罗康博尔是法国作家蓬松·迪·戴拉伊（—）的一系列传奇小说中的主角。《悲惨世界》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名著。——译者
他和杰纳罗在阿梅徳奥王子街二十四号租了一间房子。这条街从古堡通往海滨居民区。他俩靠杰纳罗的工资维持生活，每月―百里拉，因此并不那么宽裕。 他的一位高中同学雷纳托·菲加里回忆说：“我从未见过尼诺·葛兰西穿外套。他总是穿那一套衣服：既短又直通通的裤子，既瘦又小的夹克，天冷时，他来上学就在夹克里面衬上一条毛围巾。他不是没有课本，就是课本不全。但是他上课时认真听讲，人也很聪明，而且记忆力强，这有助于他克服困难。我的座位在他的后面，我看见他用很小的字体记笔记。有时我们把书借给他，有时老师把书借给他。” 刚上高中时，葛兰西并不太有把握。年1月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终于知道了季度考试的平均分数。当然，成绩应当更好些，但这不是我的过错。也许杰纳罗会写信告诉你的，正是在季度考试时我因为未带自己的文凭而三天没有去学校。因此，自然史我没有得分，历史得五分，老师还责备了我，可是这不是我的过错……然而，其他功课还算过得去。因为自然史只要第二、二季度两次分数就够了，历史不补考就好了。下面是具体分数：意大利语笔试六分，口试七分（实际上口试是八分，而不是七分)；拉丁语笔试六—七分，口试七分；希腊语笔试六分，口试七分；哲学六分；数学六分；化学八分。你看，我的成绩是中等的。我应该说，这是第一季度的成绩。在桑图卢苏朱时学得不很好，特别是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 这封充满方言的句子结构和语气的信，在风格上也不如稍后写的信。这似乎证明了年轻的葛兰西在上了五年中学(在吉拉扎自学二年，后三年在桑图卢苏朱的卡塔shy;—梅洛尼中学）后，水平并不高。然而，安东尼奥确实具有突出的补习功课的能力。第二季度的成绩是：历史从五分提高到七分，自然史已是六分。最后，到六月份升级时，成绩表上除了拉丁语的两个七分和意大利语口试八分之外，其他功课几乎全是六分。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初中期间所拉下的功课，在高中一年级时己经补上了。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吉拉扎村家里度完假，回城后换了住处，搬到维托里奥大街一百四十九号，即马达莱纳街的对面去主了。那是一间“由于潮湿墙上石灰全部掉落了的小房子，而且只有一个小窗户，窗户所朝向的院子与其说是个院子，还不如说是个天井”。然而，搬迁住处还是有好处的，葛兰西在高中第二学年快开学时，即的年11月26日写的一封未发表过的信中这么说：“女房东对我们很好。她是一位诚实的妇女，不偷我们的东西。实际上我的处境比去年要好得多。”家里给他寄去食物，他同杰纳罗在房间里吃，或者到卡米内广场的饭馆里去吃。同住这家公寓的伙伴迪诺·弗劳律师回忆说，他虽然不是厌世者，也是个孤独者。他说：“作为多洛雷塔·波库太太的房客，我们共有六人或七人。他的生活很孤僻。我们住在最高层，只有一条台阶很高而且很陡的楼梯。安东尼奥·葛兰西上楼梯时走得很慢，而且还喘着气。他上去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接近我们。我i过他的房间一两次。房间里毫无装饰，有奶酪的气味，书和纸堆放得乱七八糟。有一天晚上，我们所有的房客被邀请到他那里去。从房间里传出歌声和乐器声。我们看到有不少不认识的人，大部分是从农村来的。他们唱着歌，有的人还跳起舞来。葛兰西在人们中间，在风琴的伴奏下认真地跳起撒丁民间舞蹈。” 现在他学习不再象高中第一年那样心中无数了。新学年开始后过了几个月，他就能够这么写信告诉父亲（此信未发表过，日期是年1月5日。但据推测，这可能是笔误。新的一年刚刚开始，安东尼奥把年写成年，因为他所谈的分数和情况都是高中第二年的，即—学年的）：“我在学校里一帆风顺。据我所知：拉丁语平均将是七分和八分，意大利语由于老师不在没有分数，其他功课都很好。如果可能，我决心以好的成绩通过年终考试。”后来1月31日在谈到分数（拉丁语七分和八分，希腊语七分和八分，希腊文化史八分，历史和历史地理八分，哲学六分，自然史六分，物理和化学六分）时这么写道：“你看，我的考试成绩不错。我希望在本季度成绩更好，因为我由于不幸才得到这么多六分。”学习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他确实很少玩过。 克拉乌迪奥·库古西医生说：“如果偶然碰见他，他很愿意同我们一起走，‘喂，安东尼奥，走哇！’我一边对他说，一边拉他的胳膊他对这种邀请很高兴，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不过，只是在维托里奥大街上散步，从克拉沃特点心店到特拉梅咖啡馆之间，当时那是卡利亚里人晚上散步的地方。他很少说话，喜欢听别人谈话。当大家一起来到这条大街的苏考大厅（那是个台球厅）时，他就停在门口，向大家告别，然后回家。” 他从来不去交际处寻欢作乐。雷纳托·菲加里回忆说他在上高中时不抽烟，不喝洒。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请他，他会有礼貌地拒绝。我从未弄懂，他这样做是由于傲慢，还是由于不愿尝试自己力不能及的东西，他也很少去由青年人成立的反教会先锋协会。这个协会设在离德托里中学不远的巴切洛纳街的一幢房子里。我们几个青年人经常去那里。我们这些中学生和大学生当时几乎都有革命思想，都是社会主义者，都是激进派，当然也就尊敬乔万尼·博维奥和乔尔达诺·布鲁诺。我们的娱乐是文艺演出。我有时朗诵塞巴斯蒂亚诺·萨塔、乌戈·福斯科洛和斯泰凯蒂的诗。葛兰西很少同我们一起参加这些活动。我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由于他的身体情况……并不是。因为即使崎形，并不丑。他的前额很高，头发蓬松而且弯曲，在夹鼻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蓝眼睛，目光炯炯。当然，我们之间有许多不同。我们都有点乱花钱，衣着华丽，或者至少热衷于打扮，只不过象所有这么大岁数的年轻人一样，有点愚蠢……我想，是极度贫穷迫使他过一种孤独的生活。” 这是很可能的。与学校同学们的情况相比较，他感到沮丧。在此之前，他从未注意穿着打扮，现在感到这身打扮有点寒伧。年2月10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这么写道：“2月26日，学校二、三年级的学牛将去古斯皮尼旅游，参观蒙特维基奥矿区，我也应该去。可是，我穿着这件已穿了两年而且脱了毛的光板夹克去参观，确实不太体面。因此，你随便给哪家裁缝店写封信，以便叫他们给我做件衣服，钱由你付……今天我没有去上学，因为我要修鞋底……今年狂欢节，我一步也没有离开宿舍，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嘴噘得老高，纳纳罗以为我病了。” 几天后，2月16日，他在给父亲的另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我觉得，你以为我是可以靠喝西北风过活的。纳纳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请你相信，靠你每月寄给我的那点饯在卡利亚里只能买面包过活，甚至还不够，因为每公斤面包卖零点五里拉。”他可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点钱，肯定不是用来做衣服的。他坚持说：“现在我们该触及痛心的事了，关于衣服问题你在信中只字未提。我回到吉拉扎过复活节时，你自己说过，我穿得不象样子……为了不使你们丢丑，整整十天我未出过家门。当时我穿得不象样子，现在又过了一个半月，衣服的破洞又增大了，不仅是不象样子，而且是破烂不堪了……如果校长派校工到我住处来，我就明确吿诉他，我不去上学，因为我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穿。” 高中第二学年第二季度开始时，安东尼奥·葛兰西终于看到意大利文学老师登上讲台了。他叫拉法·加齐亚，是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相貌不太漂亮，瘦弱的矮个子，老皱着眉头，心情忧郁。他很容易发怒，对淘气和蛮横的学生决不宽容，决不容忍学生学习成绩和品行上的不足，他能很快地把不安静的学生训练成温顺的绵羊。他早已成名。十几年前，他发表了《革命之歌》。在这个作品中，他对比研究了弗朗切斯科·伊尼亚齐奥·曼努写的反对撒丁封建主的洛古多罗进行曲和帕里尼写的《白天》。后来，他还领导过《撒丁联合报》。从那时起，该报设备虽然是手工操作的，但仍是岛上最大的一家日报。还可以补充一点，加齐亚坚决反对教会，而且表现激进。尽管他有别于社会党人，但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报上（“自己”两字的含义包括一切，因为他还是该报的老板）宣传社会党的思想，而有时甚至支持社会党的行动。由于当时他有这种思想，他同葛兰西的另外两名老师很接近。这两人同他一样，或者说比他更进步：一个是拉丁语和希腊语老师科斯坦泰·奥多内，出身贫寒；另一个是物理老师弗朗切斯科·马卡罗内，杰纳罗·葛兰西的朋友，社会党党员。葛兰西很快就成了加齐亚的得意门生。 现在，葛兰西的作业不仅作为风格好而且作为条理清楚的好文章在班里朗读。加齐亚把一些教科书和课外读物借给这位年轻的门生。他在学校里对待一般人、在报社对印刷工人和记者的态度很粗暴，但对葛兰西却比较温和。他其至还邀请葛兰西到马盖丽塔皇后大街的自己办公室里去，在那里《撒丁联合报》的合作者们常有聚会。两人之间最终建立了一种可以称为友谊的关系。 在此期间，葛兰西的兴趣仍是读书。 杰纳罗对作者说：“他什么书都读。我从都灵退伍回来时就是社会党党员。年年初，我成为卡利亚里市劳协会的会计和社会党支部书记。因此，我经常会见撒丁岛社会党的年青领导人卡瓦莱拉、巴泰利、佩希，尼诺有时也在场：住处有许多书、报纸、小册子等宣传材料。尼诺晚上多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甚至连一步也不迈出房门。他很快就读了这些书籍和报纸。” 他已经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了。年他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这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后来，他还读了卡罗利纳·因韦尼齐奥的著作、《星期日邮报》以及“由革命者托马索·莫尼切利领导的社会党期刊《旅客》”（他本人的话）。他在一封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你告诉泰雷西娜，请她把所有发表在《论坛》栏里的文章替我保存起来，特别是如果有可能的话，请把约一个月以前发表的帕斯科利的一篇文章寄给我、我自己正在把《星期日邮报》为她保存起来，我有机会就给她寄去。”（在信后附笔中敦促归还安东·朱利奥·巴里利的《榆树与常养藤》以及一期《二十世纪报》），他还读过黛莱达的作品，但他不喜欢。 雷纳托·菲加里对作者说：“至于塞巴斯蒂亚诺·萨塔的诗，他喜欢献给布杰鲁的死者的颂歌，以及献给朱塞佩·卡瓦莱拉和埃菲西奥·奥拉诺的颂歌。有一次他参加了反教会先锋协会的诗歌朗诵会。我在那里曾说过，应由我们青年人来评价撒丁的作家。第二天，他发挥了我的话题。我记得，他责备撒丁的作家们离开当时的现实题材太远了。他指出，撒丁岛客观上不仅有牧场、树林、牛蒡草和被杀害者遗留下来的老母亲。他同我谈了撒丁岛和矿工们的处境：矿工们在地底下几百米的地方为比利时和法国的资本家干活，换得的不是疗养院、学校和被服，而是用部队干涉来对付他们的起码要求。”他热心阅读普雷佐里尼主办的《雄狮》和《呼声》，他从这些杂志中找到了他最喜欢的作家。 他的妹妹泰雷西娜说：“有时在尼诺改变地址后，杂志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还继续寄到吉拉扎村这里来。当时我负责把他最喜欢的作的文章剪下来，并保存在纸夹子里，首先是克罗切和萨韦米尼的文章。我记得还有埃米利奥·切基和帕皮尼的文章。尼诺非常钦佩切基。但是，当他要求我把剪报按顺序保存在纸夹子里时，按照他的要求总是把克罗切和萨韦米尼放在首位。” 当时盛行研究南方问题。在葛兰西开始自己文化生涯的撒丁岛上，乔利蒂分子、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在撒丁主义的要求方面都是一致的，所以在舆论方面阵线并不分明。拉法·加齐亚的报纸（责任总编是亚戈·西奥托，他曾任社会党的最早刊物之一《联盟》的社长）从年3月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固定的目标——卢扎蒂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弗朗切斯科·科科·奥图对这家报纸施加的影响。奥图曾多次出任部长，但被排挤出这届政府。这家报纸总是被动的，因为它多少总要屈服于它的资助者的政治态度。当时的方针是从各个方面集中火力攻击《伟大的吉乔内》（这样称呼带有双重的讽剌意思，《撒丁联合报》称卢扎蒂为路易吉一吉吉一古乔内和吉乔内一戏子①），不要过多地考虑这些火力来自何方。因此，这些攻击有的是从右的立场上进行的（攻击选举改革的方案以及卢扎蒂同比索拉蒂改良派的勾结)，有的是从左的立场上进行的。出版者兼社长加齐亚和总编西奥托在辩沦中充满了撒丁主义的的言辞，所以该报已成为人民抗议行动的传声筒。说真的，在这块只有文盲、疟疾、沙眼、肺结核和死于饥饿的人以及一切都落后的土地上，需要抗议的事情是俯拾即是的。 年5月23日，维托里奧·埃曼努埃莱三世和皇后乘坐“特里纳克里亚号”皇家游船来到卡利亚里，在城里一直逗留到25日晚上，国王为奥斯皮齐大街上的“大众旅社”举行了奠基礼，王后花了二千八里拉为幼儿园的孩子们订购了甜食点心。第二天，《撒丁联合报》在显要位置上报道了国王与王后来访的消息，同时还刊登了一张照片。在这一年里，这种荣誉只给过歌剧明星、卡利亚里人彼特罗·斯基亚瓦齐。尽管这样，《撒丁联合报》在一篇评论中向国王与王后致敬的同时，还极其尖锐地抨击了政府。
①路易吉为卢扎蒂的名字。吉吉为路易吉的小称，吉乔内是笨拙的滑稽演员。——译者
拉法·加齐亚的评论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节日盛况结束了，三角小旗被扔在地上；大幅旗帜被收藏起来准备再用；把大礼帽和燕尾服撒上樟脑精心保存起来；警察回到了自己的营房，几天来他们听从上尉布斯凯的指挥，使他感到满意；交通工具摆脱了束缚，重新交给市民使用；处于似睡非睡状态的当局的紧张、担心和歇斯底里停止了……我们的城市又恢复了平静。” 《撒丁联合报》问道，卢扎蒂政府为什么要安排这次国王访问？只有当人们为了庆祝某个非凡事件，庆祝某个新鲜事物时，这类访问才有意义，“那么现在我们这里究竟有什么新鲜事呢？”加齐亚最后写道，这只不过是为了“厚颜无耻地欺骗一些轻信的人而已”。归根结底，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三世和王后的光临具有唤起同心同德的效果，但这是另一种同心同德，它与当局所希望的同心同德背道而驰。卡利亚里出版的撒丁劳动阶级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简短地报道了这次访问，下面就是消息的全文：“多么大的排场啊！有多少喇叭，多少长礼服，多少漂亮的女人，多少张愉快而满意的笑脸，多么华丽的小汽车，多么富有，多少旗帜，多少军队，多少便衣和警察，这就是国王！”甚至连《撒丁联合报》的竞争对手《国家报》（该报的方针历来是反对加齐亚以及他的支持者和合作者的）这一次也未唱对台戏。5月29日星期日该报写道：“虽然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三世来访问，但对撤丁来说，一切将照旧，我们的苦难将不会减少。”《国家报》走的更远，它指责接待国王时的金钱浪费：“这些可笑的闹剧，这些无益的卑贱的悬灯结彩，这些空虚的正式欢迎场面，不管花钱多少，它们没有唤起人民的感情，反而损伤了人民的感情，我们简单地说，钱花得不是地方。”省督杰尔莫尼奥邀情的全省所有市长于5月25日星期二到卡利亚里。通知说，国王要召见各市市长。《国家报》刊登了特拉巴市市长、律师费利切·波切拉的回电：“我为自己不能去赴陛下的召见感到难过，我在等待陛下的政府最后对市长们的、未被接受的正当呼吁作出相应的答复，等待政府针对这个贫困的和痛苦的地区及时地采取应有的法律措施。”更猛烈的撒丁主义的暴风重新振作了人们的精神。 此后又过了两个星期，葛兰西结束了高中二年级的学业。在回吉拉扎村以前，他去找加齐亚。他已经十九岁了，如有可能，他很乐意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暑假期间在村里写点短小的报道。但是，驻吉拉扎村的记者已经有了。补救的办法是让葛兰西去报道吉拉扎的邻村艾多马乔雷。年轻人离城时，已经得到许诺，他将很快收到他的第一个记者证。后来他真的收到了。 加齐亚随记者证还寄去一封信（日期是年7月21日），这封信没有在类似的情况下所具有的那种惯用的官僚主义腔调。这个严厉的评论家和意大利语教师写逍：“这就是您要的记者证。欢迎您的合作：从现在起请您给我们撰写—切为公众感兴趣的消息，我们和读者将会感激您。致以亲切的问候。” 五天之后，7月26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第一篇报道刊载在《撒丁联合报》上，这是他的第一篇被采用的文章。这篇报道一共只有二十五行字：这是一条普通新闻，但是写得简练、幽默，没有乡间初学者的那种惯有的装腔作势、故意渲染。请看这篇报道(署名为“葛”)的内容：
“在周围的村子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选举时在艾多马乔雷村将有可怕的大事件发生。当地居民要求立即实行全民选举，即通过全体公民投票选出村长和村议员，并且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吉拉扎村的宪兵中尉加伊骑士对这种前景很担心，派去了一支部队——四十名宪兵和四十名步兵，幸亏没有带炮，还有一名公安代表（只此一人就足够了）。开始投票时村里毫无动静，选民和非选民们由于害怕被逮捕都躲起来。因此，当局必须挨家挨户地把那些留下来的人拖出来……”
这条新闻是以典型的葛兰西的突然改变话题的办法来结束的：“可怜的艾多马乔雷的扁桃林！步兵比害虫更可恶。”
第八章
安东尼奥·葛兰西重新回到卡利亚里上高中三年级。几个星期后，即年11月17日，《撒丁联合报》在同一版上刊登了两条具有不同重要性的新闻。一条报道列夫·托尔斯泰之死，另一条说社会党议员、反教会的刊物《愚人》的社长圭多·波德笛卡即将来撒丁。特别是第二条新闻使卡利亚里人不安。 当时正处在一个惶惶不安的时期。《撒丁联合报》反对卢扎蒂政府的宣传仍然很尖锐。科科·奥图对这届政府的敌视态度推动了该报的宣传运动。但是，如果说这位被排挤出内阁的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由于不满而掀起了这场运动，耶么现实却使它具有严肃的内容：问题越积越多，不得解决，而乔利蒂却采取了同北方的阶级联合而损害南方的政策，这就使未解决的问题更加恶化。政治领导集团的目标是照顾工业的高利润（保护贸易主义对此起了作用）和采取相应的工资制度以麻痹工人运动。这样一来，农民群众，特别是南方的农民群众，不得不承担这中政策所造成的后果。然而，这对于掌权集团来说并不重要。当时农民群众由于目不识丁被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因此他们不可能对全国性事件施加任何影响。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情绪并不担心，只要动用一点军队和枪支去镇压有可能发生的暴动就够了。撒丁的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宛如一条自咬其尾的蛇：微薄的收益和高额税收（人们称国家的税收为掠夺）妨碍了积蓄和资本积累；没有资本就不能实行任何土地改良的措施；经营土地的落后方式和原始方法又是收益甚微的根源。农村人口继续在减少。失业人数在增加。物价又出现了新的飞涨，房租和生活必需品，特别是从外地运进的工业品，由于关税的缘故价格更高了。一些照顾撒丁情况的法律是通过了，但是其中只有少数得以实施，而且只是部分地得以实施，再加上老是马后炮，其结果更糟。甚至连一些很次要的要求，例如取消货运和客运的差价，也没有得到满足。撒丁岛与世隔绝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船只陈旧，海运时断时续，电讯设备常出故障等，完全断了撒丁岛与外界的联系，愤怒的情绪不断蔓延，各阶层的人士都有被抛弃的感觉。夏初，在卡利亚里刮起了风暴。7月初，市长马切洛和市议会全体议员集体辞职，抗议中央政府未履行职责。 在这次集体辞职的日子里，《撒丁联合报》象在其他选任机构集体辞职时一样，用一连串令人感叹和震惊的通栏标题渲染了这些事件的爆发。新闻界的斗争也以如此猛烈的势头持续了整个夏天。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下，宣布波德雷卡议员来访的消息，这使大多数居民感到何等振奋，使政府当局和宗教界又感到何等惊慌，是不难理解的。 是社会党支部和劳动协会把这位议员邀请到卡利亚里来的。特别是劳动协会，它当是已成为工人、知识分子、职员和小商人信赖的组织。担任协会书记的是工会工作者、托斯卡纳人季诺·佩希。他也是在卡瓦莱拉之后迁来撒丁岛的政治移民。当时二十六岁的杰纳罗·葛兰西在协会里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业余时间，有时安东尼奥也跟他一起到协会去。当时的青年人认为，去气氛阴森的协会几乎等于去禁区冒险，因此具有吸引力。那正是一种挑战，一种衡最自己道德勇气的行为，因为自己敢于经常去一直被警察监视的巴尔切洛纳街上的协会办公处，这就意味着敢于冒受迫害的风险。总之，在那种仍以浪漫主义激情为标志的时代，那种新烧炭党的气氛还起有吸引力的。现在宣布圭多·波德雷卡来访之后，就出现了在广场上同教会人士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他们势力强大，还有自己的报纸《岛邮报》。 这位社会党的议员要召开一系列报告会：11月22日星期二，在卡利亚里的瓦尔德斯影剧院作题为“理查·瓦格纳①的革命思想”的报告；24日星期四，作题为“信仰与道德”的报告；26日星期六，在伊格莱西亚斯的圣弗朗切斯科老教堂作题为“灵魂之夫”②的报告。最后在11月27日星期日下午，在卡利亚里的卡米内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发表题为“工人组织”的演说。在《愚人》刊物社长到达卡利亚里四天之前，《撒丁联合报》发表了一篇极力反对教会的编者按语。按语说：“据说，波德雷卡议员到达时，教会人士将去火车站，井举行反对这位社会党议员的示威，这种敌对的示威在他召开报告会期间将继续举行。”该报在评论这种传闻时指出，“那将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行为。”该报还说：“当然，我们不能被指责为过于同情意大利社会党的某些做法，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欢迎一位为理想而斗争的战士、优秀而勇敢的同行波德雷卡议员。”后来，那种令人担心的敌对示威并没有发生。这位社会党的议员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撒丁联合报》这样描写道，在伊格莱西亚斯，“演讲者具有那样大的魔力，以致连教会人士也不得不鼓掌”。虽然有些夸张，但这位颇得人心的议员兼记者的巡回演说，的确使左翼组织重新振作起来，并具有更可靠的战斗力。
①理查·瓦格纳（—)，德国音乐家，曾参加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译者 ②“灵魂之夫”是但丁对教皇的称呼——译者
在这些日子里，还有另一件事令人惊慌：脑膜炎流行。这使老百姓的灾难更加深重，并激起了反对无所作为的当局的新的抗议浪潮。《撒丁联合报》12月8日写道：“担架来回奔忙。”这家报纸除了通常的“高筒圆帽与长袍”、“走运的撒丁人”、“谁出走了”“拾零”等专栏外，又开辟了一个新专栏：“脑膜炎”。社论撰稿人大声疾呼，我们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危险！”这篇文章除了指责之外，还讥笑“省督的无能和软弱”。该报在谈到马切洛市长与市议员集体辞职后任命的钦差时悲痛地写道：“今天，卡利亚里市真正成为与省府没有关系的行政单位了（很遗憾也同法庭分开了）。”“政府呢？它沉默不语。谁敢在议会里造反？没有任何人。而人们在这里却奄奄一息。”这篇文章就这样悲愤地结束了，它受到了广泛的赞扬。 年12月11日星期日，在报刊充满脑膜炎消息的情况下，在劳动协会所在地召开了各行业协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没有讨论脑膜炎的问题。四天前，季诺·佩希在一份给各行业与文化组织的通知书中，曾指出“由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各种租金的不断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艰难困苦”，并且认为“要想阻止这种上涨的势头”，“必须参加意大利其他许多城市发起的激烈斗争”。这次会议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体大会。会后成立了“反对生活必需品和房租涨价行动委员会”。《撒丁联合报》支持该机构的成立，并补充说：“在涉及如何努力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同脑膜炎作斗争的问题上漠不关心的省督杰尔漠尼奥爵士，昨天却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竟派了一名公安官员去参加劳动协会的会议，尽管这次会议完全是经济性的。但是，这个既不想也不懂得如何去照顾老百姓的最高利益的杰尔莫尼奥爵士，却出色地建立了情报机构，收集那些参加会议的‘坏蛋’的名单，以防需要时措手不及。”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次日又传来了意大利南方城市巴里警察局长由于受审査被革职后调到卡利亚里的消息。脑膜炎仍然十分猖獗地蔓延。物价飞涨使人们怒气冲天。中央当局把撒丁当作赎罪的地方的新证据又给这种情绪火上加油。《撒丁联合报》所作的反应是这徉的：“这样看来，撒丁的好朋友、伟大的卢扎蒂确实认为，卡利亚里和全岛是惩罚和流放的地方，如果某个官员由于无能或者不称职，在大陆上无法任职，那么很快就可以找到补救的办法：撒丁是这类人物的软禁地。” 此后不久，年1月6—8日，劳动协会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改选。候选人是铁路工人萨瓦托雷·巴伊雷，石匠萨瓦托甫·克罗瓦托，冶金工人路易吉·法韦罗，职员杰纳罗·葛兰西，大理石工人路易吉·奥纳利，裁缝安杰洛·皮斯凯达和锅炉工阿弗雷多·罗马尼。杰纳罗·葛兰西是当选者之一，担任会计工作。当然，由于当时警察对工会领导人严加控制，事情就不可能不产生后果。此后不久，在吉拉扎村的弗朗切斯科·葛兰西和佩皮娜·马恰斯获悉曾对杰纳罗进行过调査。他们惶惶不安。奇奇洛先生怒气冲冲，坐卧不宁，打算到卡利亚里去一次，以便搞清情况。当时安东尼奥给妈妈写了一封信(此信首次在这里发表)：
“我立即给你回信，以防爸爸冒冒失失地来这里，你们不要为警察调查一个人而害怕。你们不应为此事过于操心。谁知道你们现在怎么想，也许以为纳纳罗被看管起来了，或者被四名宪兵抓走了。请你们相信，这类事不会发生的。纳纳罗担任了劳动协会的职务。在此之前他不出名，警察现在看到这个名宇，想知道这个革命者，这个站出来使警察不得安宁的新人究竟是谁，因此进行了调查。现在你该满意了吧？！你看，并没有一点不幸，就是这么一回事。曾经发生过一次罢工，因为纳纳罗是劳动协会的会计，警察想知道他的地址，以便没收工会的资金并迫使停止罢工。但是，罢工自然而然地结束了，资金保存了下来……下次当你们再听到这类事时，你们放心好啦。你们应该当面讥笑那些宪兵，正如我早就那样做的一样。归根结底他们也是可怜的，应该宽恕他们。他们象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忙，顾不上小偷和大盗，他们反而希望小偷把他们的帽子偷去，以便不上班……”
现在安东尼奥·葛兰西已经二十岁、他已经比较适应城市生活。读一读他在这段时间所写的信，就可以看到一个放荡不羁的学生、甚至故意扰乱剧场秩序的观众的新形象：“由于我有一头随风飘动的漂亮头发，大家还以为我是姑娘。他们感到很惊奇，一位女人怎么竟在剧院里大肆喧哗，因为人们只看到我的头和放在嘴里打口哨的手。我并没有为此感到委曲，相反，我感谢人们对我的注意。”他在信中还写道:在另一天夜里，我受到了警告，因为我大声嘲笑了一名警察的漂亮胡子。而我对他说，如果他不想让人议论就把胡子刮掉。”但是，在这种表面的轻松后面，安东尼奥的生活实际上是很悲伤的。 没有家里的资助，杰纳罗的薪金是不够两个人用的。生活费用因物价上涨提高了，每月一百里拉两人无法生活。因此，安东尼奥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纳纳罗已经做了很大的牺牲，他预支了薪金，但是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他一天比一天严肃，今天他决定让我回吉拉扎……只是由于我的情求才说服了他，我说今夜给你写信，一切都将会过去的。”他继续在卡利亚里上学。但是条件很困难。几年后他这么回忆说：“我开始早晨不喝咖啡，然后尽量推迟吃中饭，以便节省晚饭。我有八个月就这样每天只吃一顿饭。到高中三年级时，营养不良非常严重。” 年出生的安东尼奥的同岁人都去进行征兵入伍体格检查。全岛共有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二人，其中一半以上即七千九百六十八人因身体不合格不能去服兵役。在这些不合格人当中有二千四百八十六人营养不良。忍饥挨饿的老百姓和感情上同情他们的知识分子，对北方的改良主义工会的社会主义并不注意，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同保护贸易主义的拥护者站在一起的，因此事实上它对南方的农业半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是麻木不仁的。这种狭隘的社会主义不能在撒丁岛找到追随者。同这种社会主义对立的，萨韦米尼所主张的“农民的”社会主义开始兴起。我们从泰雷西娜那里了解到，葛兰西曾密切地注意萨韦米尼的文章。这位强硬的南方主义者，在年10月13日的《呼声》上，提前发表了他即将向米兰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作报告的部分内容，他在其中阐明了“持不同观点的改良主义者”的立场，他们“不接受口头上的革命主义，但也不主张把改良主义变成内阁主义、乔利蒂主义、持久的共济会主义的同义语，也不主张把社会党变成一个专门为最强大的工人团体服务而有损于绝大多数没有选举权的劳动者阶级的新寡头组织”。在撒丁，在某种程度上与萨韦米尼的主张相吻合的是走分裂极端的撒丁主义和充满华丽词藻的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从这里产生了某种社会撒丁主义，它不同于马克思，也不同于卡塔内奥的联邦思想。阶级斗争是明确的，但是，要打倒什么阶级却是模糊的、笼统的。他们要打倒的是大陆上的富人，而富人起码是有特权的人，也包括产业工人。具有明确的理论和纲领的撒丁主义的政治组织—撒丁行动党，直到年才产生。在此之前，撒丁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对国家集权主义的反抗情绪。 年3月，在都灵举行了庆祝国家统一五十周年的大规模活动。这本来可以成为休战与平息地方主义的好机会。但是，光靠声势很明显是不够的。不满情绪已根深蒂固了。由于对那些应邀去都灵参加3月17日大会的撒丁岛的市（镇）长们未提供旅途方便，就更加激化了这种不满情绪。科索伊内镇镇长阿戈斯蒂诺·塞内斯打了下面的电报拒绝应邀：“我不去参加，因为火车大减价不包括被大家遗忘了的老撒丁。”后来，同这位镇长一起拒绝应邀的还有弗卢米尼马乔雷镇镇长，他的回答是：“由于路远，从撒丁去的路费一点也不减少，以及本镇的财政困难，我不可能出席市（镇）长会议，但是我将从意大利人的良心出发支持这次会议。”尽管他们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但是都代表了当时撒丁人的情绪，萨基部被《撒丁联合报》描写成“狭隘的吝啬鬼”。 在这段时间，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生活进程”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我们从年的一封信中可以知道，他当时的信念是“必须为地区民族独立而斗争”。还有一篇高中三年级时（葛兰西在这一年的一月满二十周岁）的作文，似乎能表明葛兰西在高中上学期间早期的思想状况。二年级的老师拉法·加齐亚病了，要求离职休养。代替他上语文课的是一位富于幻想的高个子，叫维托里奥·阿梅德奥·阿鲁拉尼，他是个敏锐的古典文学讲师。他虽然不是左派，但在政治上很坦率，愿意进行思想探讨。在他教课期间，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殖民主义和被压迫人民的问题做了一篇作文：
“有一天，传出种种说法：一个学生杀死了在印度的英国总督，意大利人在多加利①被打败了，或者义和团残杀了欧洲的传教士。于是受惊的古老欧洲诅咒野蛮人和不文明的人，并且宣布对这些不幸人民进行一次新的十字军远征……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贸易，并不是为了文明：英国人由于中国人不接受他们的鸦片，轰炸了不知多少中国城市。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俄国人和日本人为了争夺朝鲜和满洲的贸易权互相残杀。”
文章的结尾清楚地表明，这个德托里中学的年轻学生已接近马克思主义：
“法国革命打倒了许多特权，唤起了许多被压迫者：但是，它只是使一个统治阶级替代另一个统治阶级。然而，它留下了很深刻的教益：特权和社会的差别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因此它们是可以被消灭的。人类需要另一次的流血牺牲，以便消灭很多非正义的东西。统治者使群众陷入象现在这样的愚昧和疯狂之中，但愿他们以后不要悔恨！”
①多加利在厄立特里亚，距马萨瓦港二十公里。——译者
这是年，六年之后沙皇制度垮台了。 高中毕业考试时，在意大利文笔试中，阿鲁拉尼老师给了葛兰西九分。其他功课的分数，包括自然科学，成绩都是令人满意的。葛兰西本人曾这么叙述自己的情况：
“上完高中一年级以后，我再也没有学数学，但是我选了希腊文（当时这门功课是选修的）；然而，在高中三年级时，我突然发现我的‘能力’还不小。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高中二年级时要学习物理，必须有数学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本来对那些选修希腊文的学生是不必学的。物理老师（弗朗切斯科·马卡罗内，社会党人，杰纳罗·葛兰西的朋友）是位非凡人物，他总是使我们陷入窘境而自己穷开心。第三季度的最后一次口试时，他给我出了与数学有联系的物理题，并对我说，我的回答将决定学年平均分数，因此也就决定我是通过考试或者免去考试直接获得文凭。他毫无时间限制地让我站在黑板前，觉得这很好玩。好家伙，我在黑板前站了半小时，从头到脚全沾上了白色的粉笔末。我写了答案又擦去，擦了又重写。最后‘我发明了’一种答案，居然被老师看作是优秀的回答，虽然这种答案在任何书中都找不到。”葛兰西最后说：“这位老师在卡利亚里认识了我的大哥，在整个上学期间，他经常大声讥笑我，称我为古希腊化的物理学家。”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第一次高中毕业考试时，除了意大利语笔试九分之外，其他功课都是八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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