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航海技术的局限及太平洋的浩瀚，古代欧亚文明的远洋交流极少涉及大洋洲地区。迟至18世纪中后期，大洋洲依然是地球上最不为外人所知的角落之一。在中国悠久而多向度的对外交流史中，如何与大洋洲地区产生联系一直缺乏定论：在华语学界，除了考古学、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界对大洋洲岛屿原住民的东亚起源问题有相对系统的探究，古代中国与大洋洲的所谓通航或中国人早于西方人发现澳大利亚等命题基本是一厢情愿的推论。在英语学界，年1月英国第一舰队拓殖悉尼被视为澳大利亚近代史的起点。作为英国最遥远的刑囚流放地及海上扩张前哨，澳大利亚与北半球的海路交通始终事关其存亡，但在极端的西方中心论影响下，澳大利亚社会长期回避自己与地理上更接近的亚洲的交流历史。在传统的澳大利亚早期史撰述中，作为西北太平洋地区文明中心的中国一直缺乏存在感。

中国与大洋洲地区的早期交流问题之所以被轻视，从中国方面看，最直接的原因是大洋洲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较低，而中国与其交流的体量相对较小，学术界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