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

翻译：巫怀宇

《东方历史评论》

《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第二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0月出版）并非一部考据葡萄牙亚洲殖民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史实细节的作品，而是旨在提供一种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综合分析的图式。从年到现在，这种图式提出已有二十多年，但依然经受了考验，并未被后来的研究成果超越。

全书共分十章，既历时性地讲述了葡萄牙到来之前亚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以及葡萄牙自身的国家和社会结构、葡萄牙创立亚洲帝国的模式、逻辑及其兴衰历程，也具体地分析了葡萄牙亚洲社会的不同社群，最后的结论部分则对传统的观点提出挑战。

从方法论上，作者突破了单纯的亚洲史和欧洲史的视角，而是要求将葡萄牙的亚洲事业放在全球史的视域中考量，使得本书具有全面性；同时作者也反对模式化的解释，使得本书具有穿透力。因此我们了解到：早期近代亚洲绝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精英的流动，自身已然发生深刻的变化；葡萄牙在亚洲的地位被荷兰、英国取代，也绝非简单的“中世纪”被“近代”战胜的历史神话。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在强盗行径与资本主义之间

在17世纪早期，一艘来自欧洲的船只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遭遇了海难。幸存者中有一群后来哗变了，他们是一个宗教团体的信徒，这一团体认为既然上帝创造万物，万物必然皆善，恶就不存在。懦弱的船长乘小舟逃跑了，哗变者控制了船上的幸存者，他们后来杀死了大部分的男人，女人则留下做小妾。最终，上级部门派出了一支远征队，由原来那艘船的船长带领去镇压哗变；大多数哗变者被杀，还有一些被放逐荒岛。

这群人究竟是欧洲哪国人呢？这一事件中他们没有姓名和头衔，所以很难猜测。是这一时期偏离航向的意大利或法国探险船吗？这些船经常在马达加斯加、马斯克林群岛（Mascareignes）、苏门答腊等地遭遇不幸和混乱。他们是不是葡萄牙人，而这是18世纪早期编写并于里斯本出版的《海上悲剧史》（HistóriaTrágico-Marítima）的节选？抑或他们是英国人，而这个故事是后来出现的赏金猎人被歪曲的先驱？

事实上他们不是以上任何一国人，而是荷兰人。这艘船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巴达维亚号，于年在澳大利亚西海岸附近的阿布罗霍斯（Abrolhos）群岛遭遇船难。船长弗朗西斯科·佩尔萨早些年曾是荷兰驻苏拉特的代理商，以编年体这种当时在荷兰并不流行的形式，

写下了关于莫卧儿帝国史的鸿篇巨作。他后来声称巴达维亚号的船难是上帝对哗变者的报复，并最终在审判席上直面哗变者头领杰罗尼穆斯·科内利斯（JeronimusCornelisz），下令先砍下他的手，再吊死他。

17世纪在亚洲的欧洲人中，这样的行为和事件屡见不鲜，常被历史学家们有选择地讲述。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它们带着典型的中世纪式残酷，甚至——就这起哗变本身及其意识形态而言——是非理性的。最重要的是，它们无法与荷兰人朴素、理性、加尔文主义且精于算计的形象相契合，这种形象在关于该时期的历史写作中随处可见。这一整个插曲显然更能嵌入西班牙或葡萄牙扩张的历史图景。

一个令人不太舒服的事实是，我们赖以写作史书的史料并非总会确证历史学家们的偏见。关于葡属亚洲的写作中偏见太多，既有葡萄牙民族主义史学家的，也有亚洲人、非洲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其中一些可以被迅速丢弃，基于它们要么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葡萄牙人在追求超验目的和价值中的“普世使命”（universalmission），要么时代错乱地将现代国际冲突的模式套在16世纪。但其他一些视角值得深思，因为它们植根于对诸体制的比较研究，在当今历史学家中广为流传。韦伯式解释仍是研究早期近代亚洲的葡萄牙人的主流解释。

该解释路径受到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决定欧洲诸民族历史的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区分的启发，声称就像南欧其他国家，这一时期的葡萄牙在制度和心智上，都比北欧（尤其是新教国家）远为更接近亚洲。尽管葡萄牙人比亚洲人更为精通海战，但他们与亚洲的相遇很难产生丰富的创造力，因为二者的体制都仍属于前现代的旧世界。更重要的相遇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人、荷兰人与亚洲之间。

以上概述的观点并非韦伯本人清晰表述的（尽管可想而知他会赞同它），而是出自一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华横溢的荷兰社会学家凡·勒尔（J.C.vanLeur）。他的比较视角如下：

葡萄牙人的权力具有典型的中世纪特征，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其功效有限。尽管从果阿到欧洲的船运受集中控制，但他们的领土星散于数千英里跨度上的定居点港口，没有多少统一性。也没有区分民事和军事部门的官僚等级制，只有一群贵族和雇佣兵队长，其中每个都有自己的跟班和心腹，或出于忠心、或为求私利而追随他们。有权威的官员常常自己置办装备，并想方设法以权谋私，缺乏长远的考量。葡萄牙人的权力并不源自接管东方贸易或建立领土权威，而是征集贡赋和战利品。非经济动机——对掠夺，而非对利润的渴望——在其海外扩张中扮演了首要角色。（VanLeur:）

他进一步指出，葡萄牙人“脆弱的帝国”是建立在“战争、强制和暴力”的基础上的，并未真正触及亚洲的“传统商业结构”。这是因为葡属亚洲政权的商业和经济形态“与亚洲贸易和亚洲政权的相同”。他的定论如下：

葡萄牙殖民地政权没有在南亚引入任何新的经济因素。它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形态——垄断、财政压榨、政府的“财政化”——都源自哈里发王国和拜占庭，然后转移至葡萄牙，而且可能被那里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继续进行……并非里斯本和塞维利亚，而是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恩克赫伊曾和伦敦成为了新时代的先驱。（VanLeur:-）

葡萄牙帝国在亚洲

该观点在年代初为梅林克-罗洛夫茨（Meilink-Roelofsz）等学者所争议（），又在下一个十年由丹麦学者尼尔斯·斯滕嘉德赋予了新的生命，他的观点——正如韦伯和凡·勒尔一样——也是比较研究的。他们将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人在17世纪初的正面交锋，视作欧洲与早期近代亚洲关系的结构性危机的症状。斯滕嘉德将在亚洲的葡萄牙人和萨非王朝、奥斯曼帝国归为一类，视作“再分配性企业”（redistributiveenterprise），并与东印度公司进行对比，后者在组织上的理性、经济，且以利润而非权力为目标，使得它们成为“生产性企业”（productiveenterprise）（Steensgaard）。

凡·勒尔与斯滕嘉德的方法特征是结构性的，即假定荷兰人、萨非王朝、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人的制度集合体（institu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