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51号)，城区常住人口在万以上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常住人口在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

作为社会要素高度集中的区域，超特大城市在给人们提供便利生活的同时也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快,地上工程、地下空间、城市生命线建设加速,人员集聚程度增加，城市安全风险日益凸显。

近年来,中国的一些超特大城市发生了重特大突发事件[如郑州“7·20”特大暴雨()、深圳“12·20”特别重大滑坡事故()、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上海“12·31”外滩踩踏事件、青岛市“11·22”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等],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的同时，无一不揭示超特大城市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风险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暴露出我国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领域仍存在不少漏洞和短板。

特大城市因其承上启下的特殊位置,在城市规模上有发展成为超大城市的趋势，但在资源供给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极易积累超出一般逻辑的安全风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

研究特大城市安全风险防控既可以学习超大城市在风险防控方面的经验，又可为大型城市、中型城市和小型城市在发展和安全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因此，在“十四五”时期及未来更长时间,准确把握特大城市风险的特征属性和防控现状，深入剖析现阶段防控困境并提出具体的完善策略，是当务之急。

一、特大城市风险特征及防控现实需求

特大城市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多要素集中的复杂巨系统，其快速发展趋势使得原有的基础设施和资源供给难以负载，特大城市在规划建设和运行发展的各个环节面临重大风险挑战。同时,随着人口激增,特大城市遭受自然环境破坏、资源利用失当以及管理明显滞后等不利因素影响，极易积累社会矛盾和各类风险隐患。

1、特大城市风险特征与演化趋势

风险作为城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人类社会共生共存。当前，特大城市面临的风险呈现出四大典型特征。

一是易发性。从风险源来看，特大城市与乡村地区和大中小城市相比，除了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之外，因人口密集和活动频繁,受人为因素影响扰动更大，且特大城市因受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和综合因素的交织叠加影响，脆弱程度明显增加，特大城市风险极易突破风险防控挡板由潜伏状态转化为激活状态，进而引发突发事件。

二是衍生性。从风险发展过程来看，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具有较大的能级，风险出现后又可能引发次生风险，产生“灾害链”“风险圈”等链式反应。特大城市作为复杂的巨系统，其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如若风险处置不当或防控失效，极易因链式反应造成次生风险和衍生风险，进而危及整个特大城市运行系统。

三是扩散性。从风险传播过程来看，一方面，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从信息机制和反应机制两个方面揭示出风险社会放大的内在过程和相互关联，即信息的传播扩散影响和人群的风险感知行为会在特大城市内部形成持续放大的“涟漪效应”；另一方面，当前受人员流动频繁、活动交流密切、跨域特征明显等因素影响，特大城市内部风险的传播速度与扩散范围显著增大。

四是危害性。从风险引发的后果来看，特大城市因人员密集、资源汇聚和财富集中,与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相比，在遭受同等程度的危机事件时，会导致更严重的人员伤亡、更多的资源破坏和更大的财产损失。与超大城市相比，因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扩大，在资源供给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迟滞，严重积聚的供求矛盾同样使得特大城市系统面临严重危害。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镇化，特大城市风险演化呈现新形势。从自然风险来看，特大城市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日益突出。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新增万儿童哮喘病例可归因于二氧化氮污染，其中64%发生在城市中心区域。”

从科技风险来看，技术引入造成的事故灾难正严重威胁特大城市安全。近年来，大连、沈阳等地接连发生燃气爆炸事故，揭示出特大城市地下管线的风险隐患日渐凸显。

从生物风险来看，特大城市极易受传染性疫情影响。其内部生态修复能力弱化、人群交流活动密切、商贸交易集中和物流运输交汇等，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社会风险来看，社会安全事件正成为特大城市需要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