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巴黎公社”在国内的传播与认知

——基于《马藏》所收年前文献史料的梳理

巩梅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摘要]《马藏》收集的文献史料显示，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上海新报》最早报道了起义，《中国教会新报》持续报道了整个事件。—年，有关巴黎公社的少量消息仍不时见于几种报刊。到20世纪初，年4月出版的《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第一次把巴黎公社译为“孔米缪政府”。在—年间的6种汉译日书中均提及巴黎公社。《近世政治史》首次提到4月19日巴黎公社的纲领性文件《告法国人民书》。年前巴黎公社的消息从欧洲渠道传入；20世纪初，巴黎公社的传播借道日本。从年到年有关巴黎公社传播内容的变化，反映了晚清时期国人对巴黎公社认识的不断进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期传播

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从年3月18日巴黎工人起义夺取政权，到3月26日进行公社委员会选举，28日成立“巴黎公社”，再到5月28日公社失败。虽然只有短短的72天，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给世人留下了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

　　“巴黎公社”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法文名称是LaCommunedeParis，英文是theCommuneofParis。年6月，在上海发行的西文报纸上已经出现这一政权名称[1]。使用“巴黎公社”作为中文固定译名，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年，李大钊发表了《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康妙恩即Commune的音译）一文，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巴黎公社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诠释。年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第一次使用“巴黎的公社革命”词语[2]15。之后，“巴黎公社”作为专有名称固定下来。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纂的《马藏》共分为四部，旨在通过系统整理马克思主义（含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相关文献，真实反映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传播，到接受与发展的历史过程。《马藏》工程启动后，就以史料挖掘作为研究的开端和基础。依据已经掌握的史料，年4月“巴黎公社”的消息通过报纸新闻传入国内，这不仅是晚清时期国内首次提到巴黎公社，也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在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马藏》的编纂坚持用最真实完备的文本再现历史，特别是传播史和思想史。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收集、梳理和发掘中文文献，发现了有关巴黎公社介绍和传播的新史料。本文以收入《马藏》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巴黎公社革命在年之前的传播以及人们的认识。

晚清时期有关巴黎公社在国内的传播和认知，最翔实的成果是陈叔平的著作《巴黎公社与中国》，该书第一章“晚晴时期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评介”[3]1分4节，史料来源分别是晚清政府外交官的国外见闻记录、中国学者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外国传教士所办《中国教会新报》、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政府派所办《民报》和《新世纪》。该书出版于年10月，填补了国内对巴黎公社传播研究的空白，至今仍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书中详细评述了国人对普法战争的观感和见闻、对巴黎公社的报道和议论，以及年前后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巴黎公社的同情和肯定。

　　除此之外，学界关于晚清时期巴黎公社传播研究的成果大致围绕两类史料展开，一是有关年到访法国的“崇厚使团”中主要成员的日记，二是当时在港澳地区出版的报道巴黎公社消息的新闻报纸。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没有超越《巴黎公社与中国》一书。

　　（一）中国外交使团见证巴黎公社革命

　　《巴黎公社与中国》提到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年的蒲安臣使团，第二个是年因天津教案到法国巴黎“谢罪”的崇厚使团，前者于巴黎公社革命前返回国内，主要留下的是有关普法战争的见闻和记载；后者到达巴黎时正好赶上了巴黎公社革命爆发。两个使团中的成员著述颇丰，书中主要介绍了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孙家谷的《使西书略》和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

　　除了张德彝的记录外，学界后来又发现了崇厚本人和使团官员高从望的日记。崇厚的《使法日记》稿本于年被发现[4]；高从望的《随轺笔记》（手稿）在南京图书馆被发现[5]。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在巴黎期间的见闻和感想，认为巴黎公社革命是“以下犯上”的民乱、“暴乱”，参与事件的人是“乱党”“贼党”。这些记载真实反映了清朝外交官员对巴黎公社的了解和认识，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但因这些见闻日记在年并未公开出版，只是作为私人日记（笔记）收藏，在当时国内并无传播学的意义。

　　（二）国内出版的新闻报纸和史书对巴黎公社的介绍

《中国教会新报》最早在年4月22日报道了“法国近事”，之后还有多期内容报道了巴黎公社的进展、结局等，对当时国人了解巴黎公社起到了一定的传播作用。研究者认为《普法战纪》（年）、《法国志略》（年）的编著者王韬也是《中国教会新报》的撰稿人，因而著作中的论述与报纸论述的内容雷同，“有的段落甚至连文字都一模一样”[3]14。这些文献对于巴黎公社的介绍，从未提到建立过“巴黎公社”这一政权。而且所载内容不准确之处较多，并未真实反映巴黎公社的全部情况。

　　除了《巴黎公社与中国》一书外，国内研究巴黎公社传播史、中法两国交流史、国际共产主义传播史的学者也非常 　　（三）20世纪初报刊文章中的评介

年6月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曾提到巴黎公社。在“伦敦万国劳动者大会”一节讲述马克思和其他派别的分歧斗争时，提到了巴黎公社，“英国者马尔克（即马克思）尝亡命之地，而建筑劳动者运动之基础者也，……彼等始见夫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劳动者之败于巴黎暴动（Commune）也，则喁喁然少倾向其颈焉。既而见夫万国劳动者同盟之发布赞同此事之宣言也，则恐怖战慄掩耳而走矣，于是其足遂渐远于万国劳动者同盟之激烈场，其口遂仅甘于社会改良主义之温和说。”[9]“这段话并非直接对巴黎公社进行论述，而是刻画了英国工联改良主义者在巴黎公社问题上表露出的害怕革命的心理”[3]62。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万国劳动者同盟之发布赞同此事之宣言”，指的是马克思于年4月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即《法兰西内战》，这是该文献首次在中文中被提到，在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段历史是英国工联主义改良派的3位领袖，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阿普尔加思·罗伯特、鲁克拉夫特·本杰明和奥哲尔·乔治在巴黎公社期间，拒绝在《法兰西内战》上签名，之后都退出了总委员会。

　　《巴黎公社与中国》中还提到了年《新世纪之革命》一文，指出该文“试图论证巴黎公社是无政府者所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3]62。该文对巴黎公社起因和过程有简单介绍，认为巴黎公社是“公民之革命”[3]63，使当时国人对巴黎公社真相的了解更进了一步。

年巴黎公社革命发生时正是晚清同治十年。当时落后的通信技术和传播条件，加上中国所处封建社会的闭塞环境和遥远的地理位置等因素，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事件能够传到中国并且产生影响的并不是很多，巴黎公社发生的消息在年4月就传入了中国，已经说明其重要的影响力。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传入国内的重大事件。

（一）年对巴黎公社消息的报道

　　第一，对年3月18日起义的首次报道。在之前学界未曾提到过的《上海新报》上，刊载了比《中国教会新报》更早的报道，即年4月20日，该报以“法国民变”为标题，首次记载了3月18日的武装起义。其内容是：“译外国新闻纸云，法普合约已成，而法京之民自相残害，兵官弹压不住，有乱民枪毙将军三位等。语兵燹之后，法国民人已困苦不堪，再加法京民乱，其景况更不问可知矣。”[10]“有乱民枪毙将军三位”，指的是3月18日巴黎人民武装起义当天，梯也尔政府军在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的企图失败，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将军被起义的士兵枪杀。这则报道并不准确，历史事实是两名军官被起义的士兵枪毙。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揭露了这两位将军的罪行，澄清了他们被杀的事实，大资产阶级捏造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是“杀人凶手”的谎言。马克思指出，“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临伦敦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11]51。

第二，对巴黎公社过程和发展的持续报道。除了介绍3月18日起义外，从年4月至9月，有关巴黎公社消息一直在持续报道。尽管内容并不准确，观点和立场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有几个事件记录较为详细：一是4月初公社与凡尔赛的军事斗争，二是“五月流血周”，三是对巴黎公社英勇善战妇女的描述，四是对焚烧法国卢浮宫和杜伊勒利宫的记载。另外还记载了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作为人质被公社枪毙后，在巴黎的崇厚使团参加葬礼一事。

　　年5月27日《中国教会新报》以“法京近事”和“又法京近事”为题，报道了4月初巴黎公社与凡尔赛的军事斗争。公社在4月3日派军队向凡尔赛进军，并没有获胜。报道中提到交战的地点，炮台的名称，凡尔赛军队枪杀被俘的战士。这些报道，错误之处较多。

　　对于五月流血周的记载是：“四月初七日（5月25日）为始，擒获二万余人，……。法国官军擒获乱匪，得即杀之，妇孺亦悉戮不宥，统前后所杀不下六千余人。四月初十日（5月28日），官军入城，犹复巷战，短兵相接，诛亟无算。乱党既平，然后命人扑灭火燎，粪除宫阙事完，遍搜民屋中倒毙尸首，纵横枕藉约有五万余人，皆系妇女童稚也。”[12]这则消息描述了凡尔赛军队对于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连妇女儿童都没有放过。

　　9月9日，“法国女子善战”一文讲述了公社妇女的英勇无畏，“其历练精熟，行伍动作间胜于男子，刚健中含袅娜之气，军容粹焉，其施放火枪，娴熟敏捷，……此等女子，若深明大义，为国宣劳，则足流光史册，驰誉寰区……”[13]。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肯定了妇女在公社英勇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她们像古典古代的妇女那样具有英勇、高尚和献身的精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11]71

　　6月17日的《法国皇宫焚毁》和8月5日的《法宫记》，记载了卢浮宫和杜伊勒利宫被毁坏的情况。“宫中所有古时大名家手笔及一切古玩宝器，无一存者，在上海西人闻之，代为扼腕”[14]，但也提到“又云宫中所有之物，乱民预先移置他处，未知确否”[14]。这也说明，当时巴黎公社社员提前保护文物的消息，已经有了传闻。巴黎公社期间焚烧皇宫和保护部分文物都比较符合历史事实。公社委员法国画家居斯塔夫·库贝（-），在收集文物和保护卢浮宫方面功绩突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梯也尔政府指控巴黎公社破坏文物的行为进行了剖析。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巴黎工人的行为是汪达尔行为的话，那么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行为，而不是在胜利后干出的汪达尔行为……”“巴黎工人所做的更不是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夷为平地的那种汪达尔行为！”[11]84

（二）年之后对于巴黎公社的持续报道

　　在年之后的几年中，陆续有零星的消息提到巴黎公社。年5月18日，《教会新报》第卷刊登消息：“法京乱首今平……去岁作乱乃西国之三月十八日，今周岁及期防其复乱而乱弭矣。”[15]这说明巴黎公社一周年后法国政府仍然高度警惕，严防再次发生革命。同年9月7日《教会新报》第卷以“法国逸犯究明”为题，讲述了巴黎公社失败后，部分社员流亡英国的史实。“法于日耳曼议和罢兵后，小有变乱（指巴黎公社革命），未几平息……乃有不轨之徒，潜逸英地方……”[16]。

　　4年5月—6月，《教会新报》分别以“遣戍犯官逃赴英国”和“派员往查在遣犯官逃逸”为标题的两则报道，实际上就是当时非常轰动的巴黎公社领导人维克托·亨利·罗什福尔逃亡事件和法国政府派人追查的情况，“法国前岁京都衅乱即行平定，其时乱中首犯亦皆旧为法国大员被获，经审定拟发遣印度洋之牛加坭大里岛（今译为“新喀里多尼亚岛”）充军，数日前有电报云，充发该处犯官乘驾小舟由水路逃逸，……”[17]“前报曾列法国乱国犯官于遣所逃赴英国之说，今据西国新报云法国闻知此信即行派官前赴牛加坭大里岛查核……”[18]。年，罗什福尔参加了国防政府，但也积极支持巴黎公社革命斗争，巴黎公社失败后被判终身监禁并流放到新喀里多亚岛，4年他戏剧性地逃离，先后流亡英国和瑞士。年12月6日，《万国公报》载文“恩赦军犯”[19]，这是在巴黎公社革命8年后，法国资产阶级对流放社员实行了大赦。

　　《上海新报》创办于年，是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由英商新闻出版机构“字林洋行”出版发行。《中国教会新报》年9月创刊，由美国传教士创办。两份报刊国际消息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译自同期国外英文报纸；二是国外直接发来电报译为中文；三是转载香港中文报纸上的消息。中文报纸更多是比较客观转发消息，内容都比较短，没有什么太多的评论，因而可以看作是当时西方报纸的观点和立场与译者的立场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20世纪之前国内对于巴黎公社消息和传播，更多反映出当时欧美等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思想。晚清时期，国内还不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件，也不明白巴黎公社革命的真相和性质，从报纸消息和史料记载中，只能得出“乱党”“贼党”“乱匪”，最后失败的结论。所有报道和记载的内容中，“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新政权名称从来没有出现过。

《马藏》第1部第1至5卷共有年之前出版的中文译著28种。其中，第2卷的《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两种译本（年，华文祺译本和作新社译本）、《近世社会主义》（年）；第3卷的《近世政治史》（年）、《世界进步之大势》（年）；第5卷的《社会党》（年）等6种译著中都提提到“巴黎公社”。这些译著全部译自日文本，是明治末年日本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学说最初探索阶段的文本。译者均为留日学生和旅日学人，是晚清知识分子介绍和引进西方新知识、新思想的探索成果。书中对巴黎公社革命的记载和评述，简繁不一，角度不同，观点和评价有所差别，这是译者在理解日本原著思想观点基础上进行的粗略解读和知识转化。这一时期，巴黎公社革命不仅在西方政治史中被记载，还在论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社会党的活动时多次被提及，是巴黎公社革命在国内的进一步传播。

　　（一）巴黎公社是新政权的存在形式，中文译名首次体现这个概念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性质作了阐述：“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11]。《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华文祺译本中的“孔米缪政府”是巴黎公社最早的中文译名，标志着国人对巴黎公社了解和认识的提高。巴黎公社政权的译名还有“君美油期政府”（《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作新社译本），“巴哥妙”“巴里哥米阴”“巴里哥妙”（这三个译名都出自《社会党》），这些都是巴黎公社英文Commune的音译。除了译名外，还有其他表述方式，如“巴黎之乱”“巴里之暴动”“巴黎暴动”。总之，20世纪初期，认识到巴黎公社曾经作为法国近代历史上存在的一个政权（政府），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已经不同于最初把它看作“民变”和“乱党”的认识。

　　（二）巴黎公社是西方政治史中有影响的重要事件

　　在政治史著作中，巴黎公社被多次提及。《十九世纪政治史论》（华文琪译本）中记载：“千八百七十年,拿破仑第三为普所败，共和党乘之，……巴黎之革命党，袭共和党之故辙，又于巴黎起革命，收揽政权，建设孔米缪政府（社会党之义），会惠绥由（指凡尔赛）之官军来攻，败走。法国民屡遭变乱，不欲再容巴黎之革命。其喜平和之共和党……”[20]43。该书的作新社译本译为“千八百七十年，乘拿破仑三世战败，乃于巴黎起第四次革命……巴黎之革命党，沿袭共和党之惯用手段，复于巴黎创起革命，虽一时占收利权而建设‘君美油期政府……’[20]。两段译文都比较符合日文原文，分别用“起革命”和“革命党”来描述巴黎公社革命，指出曾经建立了新政府。

　　《近世政治史》对巴黎公社记载的内容最多。“革命党之暴动”一节主要围绕巴黎公社革命展开，首先分析了导致3月18日暴动的两个原因，记载了3月18日起义的情况，3月26日选举产生了“巴黎市民之参事会（即巴黎公社）”[21]。其次，对巴黎公社的机构、宗旨和政策作了介绍，指出参事会既是议会，又有“执行暴动之行政权”，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合一。中央委员亦“维持参事员与护国军之联络而握有实权”。最后，特别介绍了“其所以称彼等为市民改革党者，以四月十九日曾以决议故也”[21]。这里的四月十九日决议，指的就是巴黎公社4月19日的纲领性文件《告法国人民书》[22]。文件中指出，巴黎革命的目的，是在法国建立一个充满自治的，联合的，统一的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提到巴黎公社建立的国家政权，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11]。即巴黎公社作为新型政权形式，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这一点，在《近世政治史》中已经有所提及。

　　《近世政治史》中有关巴黎公社的介绍和评析，尽管不能准确阐述巴黎公社爆发的真正政治原因和历史背景，没有明确指出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是使用“市民党”“市民改革党”“革命党”等词汇。书中没有对公社发展的几个阶段作更多的评析，但以年的文化条件和背景，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巴黎公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事件

　　收入《马藏》中的有关著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和思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社会党的发展和活动都进行了介绍。巴黎公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近世社会主义》有两处地方提到巴黎公社，其一是在介绍法国社会党及其现状一节中，提到了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于是共产党派，得乘好机，以结会其党与，一时突兴于巴黎及其余之都府，时千八百七十一年三月十八日也。”[20]“共产党派”利用机会，与其他党派联合，发动了3月18日的起义。该书在“加陆马陆科斯（马克思）及其主义”一节提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及马克思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其二是在介绍法国社会党的“列拉契党”（即布朗基派）时，概述了布朗基派人物的生平、见解主张以及在年巴黎公社革命时的发展。

　　《近世政治史》一书，对第一国际的活动和德国社会党及其主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涉及对马克思、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物以及事件、活动的介绍。书中提到了第一国际及其召开的几次大会，是最早比较详细地介绍第一国际，尤其是第一国际多次代表大会的译著。

　　《社会党》一书介绍了欧美14个国家社会党和工人运动的状况，比较客观地反映了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思想流派之间的交锋与斗争。书中有3处提到巴黎公社，在“俄罗斯之社会党”中，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兴起后，在公开场合纪念巴黎公社革命。“彼等之势力既加，俄罗斯人之思想亦进步，前之为秘密者，今则显然行之矣，如五月一日（万国社会主义之祭日），为巴哥妙（巴黎公社）之纪念日也。……”[23]。“法兰西之社会党”一节，讲述了第一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至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社会主义，一变为无政府主义，而马克（马克思）之势力，亦倾入于巴克尼（巴枯宁）之内部。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里哥米阴（巴黎公社）之败，无政府主义之势始衰”[23]。另外是在“合众国（即美国）之社会党”部分，巴黎公社失败后，部分社员流亡美国，促进了美国的工人运动。“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里之败于哥秒者，多逃于美，亦为劳动者一助。于是千八百七十二年间，劳动组合大起，……”[23]。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党》中有3处提及“巴黎公社”，译名并不一致，反映了当时国内对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不熟悉，认识水平局限，译文也较粗糙。

　　从年巴黎公社到年辛亥革命的40年间，巴黎公社在国内的传播受当时社会背景和经济文化发展条件以及认识水平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真正理解和认识到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才逐渐认识到了它所体现的精神和伟大意义，才开始更多地总结它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Whereversituated,andtowhateverpartybelonging,thefriendsofordercannotbutfeelrelievedbythenewsofthedis